身份行为基本理论的再认识

身份行为作为与财产行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法律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然又与一般法律行为有诸多的不同.在学理上,身份行为可以区分为广义的身份行为和狭义的身份行为,身份行为在主体、意思表示、目的、效力和本质属性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质.研究身份行为即可以在理论上补正传统法律行为理论在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上的逻辑缺陷,同时在实践中还可以确定亲属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明确其权利义务,进而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安定.     

论身份情谊行为

婚姻家庭法较其他民法规范更具身份法属性,基于其浓厚的伦理感情底色,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将婚姻家庭领域的身份行为特别是身份协议推定为情谊行为。身份情谊行为可分为以人身权益为主的身份情谊行为和以财产权益为主的身份情谊行为,当前婚姻家庭法学理论对身份情谊行为的惯性思维判断是认定相关身份协议违反善良风俗原则而无效,这不是妥当的价值判断结论,仍属于法律中心主义特别是财产法中心主义的产物。     

法律行为规范对身份行为的有限适用

身份行为的构造依托于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抽象法律行为框架,不能以事实先在性架空意思自治。即使家庭法没有明确规定,身份行为也存在成立和效力的判断问题。根据纯粹身份行为和身份财产行为的区分概括描述适用模式的意义有限,即使是身份财产行为,也不能当然适用法律行为规范,而必须结合具体行为的性质以及所涉法律行为规范之利益状态进行个别化检视。在具体的规范适用检视中,应当首先考虑立法者的法政策决断,然后再考虑不同身份行为的本质。限制法律行为规范的适用往往意味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其背后往往存在维护身份关系安定性及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     

认真对待民法中的身份——我国身份法研究之反思

当今的私法研究以财产私法为重，而身份私法相对薄弱。身份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式微源于学界对身份法的历史偏见、财产法优位主义以及民事立法理念的片面继受等因素。民法体系的逻辑完足、民法典的最终成就、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现实对身份利益保护与救济的需求，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民法领域的身份问题。身份法研究既要追求身份关系的制度构建与伦理秩序原理间的协调与平衡，又应致力于身份制度与民法整体制度的逻辑融合，还要为现代亲属身份生活领域的利益纠纷化解提供理论基础。     

亲属身份行为的特征探讨——以财产行为为参照

亲属身份行为是指自然人以形成或解消亲属身份关系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行为。亲属身份关系的人伦性使得身份行为存在着与财产行为俨然有别的特征。身份行为具有行为主体上的自主性、行为能力上的主观性、行为基础的情感性、行为内容上的有限性、行为方式上的要式性、行为效力的安定性等特征。廓清身份行为的特征有利于融合身份关系在民法中的整体调整。     

身份法之立法原则

身份法是规范身份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是指婚姻法、收养法或亲属法,而不应包括继承法。自愿、平等和人格独立、保护弱者和儿童最大利益优先,是身份法立法的主要原则。自由原则包括选择共同生活方式或者家庭模式的自由、身份行为的自由。身份法以平等和人格独立为基础,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和人格独立为目标。身份法制度设计上应有利于对老年人的扶养,有利于保护妇女权益,在涉及儿童利益的事项上应充分尊重儿童的意愿,在各种不同利益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儿童最大利益。     

身份犯新论

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包括自然人刑法身份与单位刑法身份。类罪特征、主体特征和法律特征是身份犯的三个基本特征。身份犯除具有传统的分类以外,还可以分为自然人身份犯与单位身份犯、仅具备身份型身份犯与具备并利用身份型身份犯、明文规定式身份犯与暗含式身份犯等等。     

论身份关系协议对民法典合同编的参照适用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存在"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空间。"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是身份法律行为及相应身份权利义务关系所展现出的身份共同体特点,也是"参照适用"时对被引用法条限制或者修正变通的判断标准和解释依归。"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具体包括鼓励缔结婚姻、维护夫妻等身份关系和谐安定、实现夫妻乃至家庭共同利益、养老育幼、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等价值追求。应该区分不同类型的身份关系协议、区分同一类型身份关系协议中不同内容约款、区分身份关系协议的内部效力与外部效力,分别讨论"参照适用"的空间。不能脱离身份关系协议的"整体"来看待忠诚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或者夫妻财产约定中的所谓"赠与条款"这个"部分",身份关系协议原则上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且形成继续性民事法律关系。     

我国身份盗窃的刑法规制研究——兼与美国身份盗窃刑法规制的比较

身份盗窃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应当运用刑法予以规制。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为其设置专门罪名,而是通过对其预备行为与后续行为的禁止来实现对身份盗窃的间接规制。并且相关规范在行为的内容、主体、对象以及主观方面等要素的规定上存在严重的不足,无法满足规制的需要。而美国联邦及所属州和地区却通过不同模式的制定法为我们展现了运用刑法对身份盗窃进行直接规制的可能。这些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两类模式各有优劣。本文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分析了我国完善身份盗窃刑法规制的途径与措施。     

共同犯罪与身份

共犯与身份问题是刑法中的疑难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学说与观点莫衷一是。本文从身份的概念出发,拟着重解决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以及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该如何认定的问题,以期对二者的关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     

对职务发明成果归属的新思考

新修改的专利法在职务发明成果归属问题上确立了合同优先原则，这是相对的进步，但我们应更进一步，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确立在本职工作中或单位交付的任务中作出的发明创造，应“归于”发明人和单位共有，而仅仅利用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应直接“归于”发明人个人所有，单位享有优先有偿实施权的新制度。     

刑事赔偿问题探究

本文从法理学的角度对刑事赔偿的原则、功能以及归责原则等基本理论进行探讨 ,作者认为保护人权、依法、迅速赔偿成为指导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 ,促进司法权力的规范化运行、调整社会整体和公民个体利益以及预防犯罪是刑事赔偿具有的功能 ,作者主张在判断侵权行为能否承担赔偿责任时应坚持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和严格责任为辅的归责体系。     

The Failure of the Spectacle: The Voices Within

This article offers an ethnobiographic analysis of one of the most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US society: impoverished individuals with schizophrenia, schizoaffective or mania hallucinatory bipolar disorder who are imprisoned, first within their minds, and secondly by the state, what I term “the spectacle.” Punishment for their disease, rather than treatment, forces many of them into constant drift-transition between shelters, seedy motels and the streets: the spectacle’s disposable trash. I argue that to be recognized as a rights-worthy human being within the neoliberal spectacle individuals are required to have the financi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necessary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profit-generating activities of consumption and consumerism. The limited economic resources of the mentally ill keep them from being sufficiently active participants to be viewed as socially worthy. Consequently, they become socially unworthy—the socially dead. The seriously mentally ill experience both spatial and moral dislocation. They are cast out as flawed consumers and failed workers, and more importantly, due to the stigmatization of mental illness, they are disavowed of their humanity, rendering them socially dead.     

The argot of the gulag

LL.B., Harvard Law School 1966;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