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文集》的宪政之思

考察美国宪政的开端要自《联邦党人文集》始,该书在美国宪政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书中体现了统一的国家理念、共和的政治体制、分权制衡的治理思想和有限且必要的政府理念,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在分享制衡与分立制衡之间——中世纪威尼斯宪政的历史过渡性特征

威尼斯城市共和宪政是欧洲中世纪宪政的一种存在形态。它一方面延续了古典宪政的权力分享模式,另一方面又开始突破古代宪政以阶级分野为基础的"权力分享制衡"模式,具备了近代宪政以政府职能划分为根据的"权力分立制衡"模式的某些特征。威尼斯的国家机构虽然在人员构成上多有交叠,但在职能上各自独立,大致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系统,已初步具备现代宪政三权分立架构的雏形;不同权力机构的关系上不再以阶级之间的混合互补为诉求重点,而把权力的相互分立、彼此制衡奉为首要目标。威尼斯共和宪政在时段上介于古典宪政和现代宪政之间,在结构上开始以权力本身的性质及其承担的职能为依据,尽量强化权力机构的公共性和中立性,淡化其阶级性,并且更加注重分权制衡机制作用的发挥。这些变化体现了西方宪政由古代的"权力分享制衡"向现代的"权力分立制衡"过渡的发展趋势。     

论西方的职能分权思想

职能分权思想是近代以来西方宪政发展与思想家们不断完善的优秀产物,孕育了国家权力构造原理的精髓。早期的非职能分权思想,虽然盛行于其所处的时代,却因其天然局限性而为历史所抛弃。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先驱,以英国几个世纪的宪政运动为蓝本,确立了影响近代世界宪政发展方向的职能分权思想。职能分权思想之内核,在于控制国家权力这种必要的恶以保护公民自然权利与个体自由,使国家权力完全抽象化与公共化,并保持职能性分立与制衡。这一思想随后为其它国家的宪政所践行。联邦党人面对北美的民族危机与宪政困境,在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成功实践了三权分立原则并使之成为一种分权范式;法国与日本等国家曲折的宪政之路同样秉承着职能分权思想的精神。近代以来,中国在前后百年的复兴之路上,对于分权原则也有过艰辛的探索,却总是为现实所不允甚至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二战以来,职能分权制衡原则已跨越了国界与意识形态,为绝大多数的民主宪法所承认,在各国宪政发展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虽具体形态各有所异,然其精髓却一脉相承。本文对职能分权思想解构之目的,在于使国人正确认识这一无国界无意识形态的优秀政治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之中,使我国的政治体制...     

试析西塞罗政治思想的渊源

西塞罗作为古罗马最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虽然其思想没有太多原创性,但是其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等众多思想家的思想菁华,并得以兼收并蓄。然而西塞罗的思想又与上述思想家们的理论不尽相同,本文结合其著作,就其思想本身与其所继承发展的思想之间的渊源和发展做一番探讨,以期更好理顺文本的脉络,阐发对西塞罗共和思想的理解。     

论《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联邦党人文集》对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宪法中的联邦共和国制以及当时的利益格局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本文从党争开始论述,涉及美国联邦共和制,最后落脚在政府权力的界限与相互制衡的问题上。     

有限政府理论的现代解读

霍布斯、斯宾诺莎为有限政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有限政府理论的核心要素第一次被提炼为一套一致的知识传统,并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运动表达出来,是英国内战期间以及光荣革命之后的辉格党人执政期间,其重要的代表作是洛克的《政府论》。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和分权制衡理论构成了有限政府理论的核心。孟德斯鸠、休谟、卢梭等人对有限政府理论的发展都做过贡献。有限政府理论曾一度衰落,但二战后,有限政府理论开始复兴,重要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布坎南等,重要代表理论有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有限能力理论等。     

三权分立学说的形成与批判

三权分立学说萌芽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实践和波利比阿、西塞罗的分权思想,中世纪的教俗、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个二元分立为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分权奠定了历史和心理的基础,英国的宪政实践为分权学说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洛克和孟德斯鸠完成了三权分立学说。作为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理论基础之一的三权分立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问题。     

论西塞罗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

西塞罗因为对理性主义自然法的系统阐发而奠定了其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永恒的理性是自然法的本质 ,符合自然理性方为正义 ,自然法决定着人定法 ,构成了西塞罗法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秉持自然理性、关注现实实践、笃信法律与正义、倡导共和政制是西塞罗理性主义自然法的主要特点     

浅析分权与制衡的理论发展与宪政实践

本文主要介绍了分权与制衡的渊源,以英、法、美三国为代表,详细阐述了分权与制衡原理在三国的理论演变和应用实践。目前,随着社会正义这一新价值的涌现,分权与制衡原理有了新的发展,也对我国宪政建设的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意义。     

美国的选举团制度

引言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府组织?历史证明,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找到了一条建立良好政府的道路:宪政联邦主义、权力分立与制衡体制、总统     

物文主义民法观的产生和影响

把物文主义的民法观的起源追溯到西塞罗时代,探讨西塞罗的市民法定义及其思想和经济基础,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态度,得出物文主义的民法观属于有产阶级的初步结论.以此为基础,继续探讨西塞罗的市民法观对于英语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乃至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结论是:物文主义的民法观具有追求公私法的明确界线的积极价值,但无产阶级国家对它的采用具有荒谬性.     

共和精神与宪政中国

共和主义是西方宪政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共和传统是西方宪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和精神与当代宪政理论之间至少存在法治原则的推崇、权力制约的强调与公共利益的彰显三重契合。共和精神是宪政中国建设的重要精神指引,其中,天下为公是宪政中国之情感凝聚纽带,和谐均衡是宪政中国之构建运作理念。     

从宪政视角看罗马共和时期的立法、司法与行政

从现代宪政视角考察罗马共和时期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认为罗马共和不仅存在三大机构(官僚体系、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制衡,同时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上也存在权力制衡.不过三者在不同时期权重有所不同.     

西部大开发的宪政基础与共和精神

在西部大开发中要革新观念 ,把大开发建立在实行宪政和发扬共和精神的基础上。发扬和落实共和精神 ,在政治上就是要实现“各族共和”、“全民共和”的理念和民族地方自治 ;在经济上则要求资源共享 ,全民共富。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弘扬共和精神 ,才是从根本上保障西部大开发的可行而且必行之道。     

论客观归责与过失不法

传统过失论有可取之处也有明显缺陷,有待扬弃。客观归责理论站在新过失论的立场上,在实质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方向上改造、发展了传统过失犯理论。但客观归责理论对过失不法的改造是有限的,传统过失论中的诸概念不应一概抛弃。对于客观归责理论框架下的过失不法,在制造危险的判断上,应站在事前的立场,参考行政规则、交往规范等因素,以"一般人+特别人"的能力为标准进行考察;在危险实现的判断上,应站在事后的立场,考察结果回避可能性、规范保护目的以及介入其他因素时对于归责的影响。     

西方恢复性司法理论渊源之考究

恢复性司法的勃兴固然与该司法模式所显现的社会效果不无关系,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厚、坚固且充满朝气的理论渊源,即"后现代主义"、"平衡正义"和"现代伦理"。探究其理论渊源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恢复性司法。     

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初论

警察权与公民权利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各自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存在冲突的可能。警察权的过度行使必然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导致警察权威的丧失。面对这种双重困境,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平衡理论”为我们研究警察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通过平衡理论,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利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利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     

蔡元培“通性说”溯源

蔡元培关于世界本原的思想,既传承了中国道家的"道器说"和宋明以后的"物心说",更糅合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二元世界说"和叔本华的"意志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寻找世界统一本性的"通性"说."通性说"表达了蔡元培为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所作的哲学思考和心路历程,成为影响和决定其一生的思想基础.     

Development of Legislative Activity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a Union Republic

The supreme soviet is the sole legislative body of a union republic. The laws, as well as other actions taken by a supreme soviet, expressing the sovereign will of the people as a republic, play an important creative role in resolving tasks in the building of communism. This circumstance determines the soci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egislative activity of a supreme soviet. The Twenty-Fourth Congress of the CPSU put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fact that "the Party ascribes great importance to perfecting Soviet legislatio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