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现状及其防控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现状呈现出自身的特征,防控工作的深入开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在我国知识产权犯罪防控战略上,应坚持“立足国情,合理防控”、“防打结合,预防为主”、“点面结合,轻轻重重”三大总体原则;在防控战术上,国家层面应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犯罪防控平台,社会层面应大力推动民众与相关团体的广泛参与,个体层面应积极引导权利人做好被害预防的自力保护,这些工作都非常必要。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再论犯罪选择

犯罪是行为人的选择性行为，是由矛盾到统一的过程。由于犯罪是由法律从外在标定的，与个体的内在需要、人格等变量不存在必然性联系，任何犯罪在特定情境中都会存在偶然性特点。犯罪者人格与犯罪行为的关系也只体现在倾向性和选择性方面，情境的随机性质，又使犯罪者人格在跨情境状态下表现为理性、非理性或相对理性等多个层面。采取何种方法满足需要、实现目的的手法选择，决定了行为的法律性质。     

“政府犯罪”对“国家犯罪”的替代性研究——国际刑法框架内基于理论和实例的结论

在国际法层面,政府行为通常归于国家行为,所以政府犯罪被视为国家犯罪.然而国家犯罪较普通国际犯罪有更严格的判断标准,只有基于政府行为或在政府渎职的情势下才能实现；反之政府犯罪可能因政府行为违反法律,严重伤害本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超越国家犯罪,独立存在；所以“政府犯罪”包含“国家犯罪”.理论论证和实例研究证明:在现有的国际刑事责任体系中,“政府犯罪”概念有可能在法理和实践层面替代“国家犯罪”概念.     

“两抢”犯罪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广州市“两抢”犯罪频发，并呈现出共同犯罪情况突出、犯罪手段多样化，恶性案件增多、外来流动人口作案率高、“两抢”犯罪低龄化，青少年犯罪增多等特点，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目前在打击“两抢”犯罪中存在公、检、法之间对打击“两抢”犯罪刑事法律政策把握不一致、有关证据难以把握、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存在某些分歧，及对未成年人“两抢”犯罪欠缺特殊规制等问题。为了有效打击“两抢”犯罪，公、检、法机关应统一认识，形成打击“两抢”犯罪合力；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坚持预防与打击并举，惩罚与保护并重，实现规制未成年人“两抢”犯罪的措施和结果相和谐；并针对法律适用上存在的分歧提出了具体建议。     

“跑分”洗钱行为的法律规制

“跑分”洗钱为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搭建资金流通平台，社会危害性极大。“跑分”洗钱行为人借助新技术手段，故意规避现行法律规定，致使罪名适用存在诸多分歧，打击治理效果难以保证。对此，应灵活运用当前法律规制确立的各项原则，充分结合“跑分”洗钱行为实际和现实危害结果，在审查定性中，正确适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更好实现对“跑分”团伙的有效震慑和打击，努力达成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全球化视野下构建网络犯罪防控机制的理性思考

在网络日趋成为人类社会生活重要依托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网络犯罪对社会的威胁也日益加剧.虚拟、便捷、无国界、全球化的计算机网络成为罪犯的最佳犯罪地和庇护所.如何借鉴国际上防治网络犯罪的经验,构建网络犯罪防控机制,已成为我国在发展计算机网络、建构信息化社会所必须应对的课题.本文拟从理论、制度、技术、组织、社会以及国际合作等不同层面探索在全球化视野下构建网络犯罪防控机制的可行性方案.     

我国社区犯罪防控模式的反思及重构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犯罪这个最古老的人类社会现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欲有效地防控犯罪 ,我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构建必须更新防控理念 ,重新审视现行的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结构及运行模式 ,实现由国内犯罪防控中心模式向国内犯罪防控与国际犯罪防控并重模式转变、由单纯的传统技术防控模式向传统技术防控与高新技术防控并重模式转变、由传统的对象防控模式向传统对象防控与新领域防控并重模式转变、由对象漏洞防控模式向对象漏洞防控与主体漏洞防控并重模式转变、由同质型主体防控模式向同质型主体防控与异质型主体防控并重模式转变     

十八大以来犯罪形势的宏观、中观与微观考察——基于司法统计数据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计分析表明，中国的犯罪治理也迈入了崭新的时代。犯罪治理形势总体向好，犯罪内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宏观层面，犯罪现象整体呈现数量、质量“双降”的特点；中观层面，财产犯罪仍是主要的犯罪类型，但数量和占比出现下降趋势，侵犯公共法益犯罪突出，危害公共安全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占比较大；微观层面，刑事案件主要罪名的排行也有相应变化，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居于首位，财产犯罪中盗窃犯罪减少而诈骗犯罪增加。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整体向好，这既是加强社会治理的成果体现，也是工业化转型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的标志。同时，犯罪的网络化、链条化、组织化特点显现，表明信息化对犯罪手段、形式、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犯罪形势的变化必然要求相应调整我国犯罪治理的战略战术，改进刑事政策，完善刑事立法。     

关于惩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立法思考

<正> “黑社会”为外来语,即英语Under—world Society,直译为“地下社会”,主要指秘密从事卖淫、盗窃等非法活动的社会集团。在国际社会中,包括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机构的官方文件中,均视有组织犯罪为黑社会犯罪。……但一般的观点认为,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最为典型的一种形态。黑社会犯罪是一种犯罪现象还是一种犯罪形式或者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至今并未形成人们的共识。我们认为,黑社会组织是指三人以上不特定多数人,以获取非法的经济、政治利益为目的,用犯罪的手段,按照企业化或帮会等方式组成的犯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