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法对罪数之特殊规定

在刑法理论界，确定罪数之标准众说纷坛。概括起来有行为说、结果说、法益说、因果关系说、罪过个数说、折衷说、构成要件说等等。我国刑法学界通行的标准是犯罪构成说。即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是犯罪构成的个数：行为人出于一个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的是一罪；出于数个故意或过失，实施数个危害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是数罪。具体应参照刑法分则条文对犯罪的规定。分则条文规定罪名的方式一般采用一条文一罪名，此外还规定了个别排列式罪名（即一个刑法分则条文同时规定了几个罪名，这几个罪之间无内在联系…     

论一罪的法律基础和事实基础

何谓一罪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可谓是一个大难题了。本文对传统的犯罪构成标准说提出了质疑 ,指出犯罪构成的一罪标准论不但自身的标准难予贯穿于我国刑法的始终 ,而且其标准的本身很难具有标准的作用。文章通过司法解释对罪名的规定 ,对一罪作了重新的界定。指出罪名与罪状、罪名与犯罪构成存在着复杂的多重关系 ,对一罪的认定既离不开对罪状的分析 ,更离不开司法解释的罪名规定。最后 ,文章对我国刑法理论几种传统一罪的形态作了分析 ,指出某些所谓的一罪形态 ,只不过某些学者们杜撰和臆想的。学者们再也不能沉醉于“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的状态而不自拔。     

海峡两岸数罪并罚制度的比较研究

数罪并罚是刑法理论与刑事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海峡两岸的有关法学理论进行比较与研讨,扬长避短,求同存异,将有助于“一国两制”总体设想的实现. 一、关于划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台湾学者对有关划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问题主张主要有:以行为之单复,定犯罪之个数;以被害法益之个数,定犯罪之个数;主张以犯意之个数,即犯意是否单一为标准;以犯罪构成要件评价犯罪之个数;     

论罪名确定的理论基础

但凡刑法分则的罪刑规范都存在一个罪名确定的问题,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工作由谁来完成。①而无论由谁来确定罪名,都必须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即何谓罪名确定?惟此,才能促使我们对刑法分则条文的罪刑规范更科学地确定罪名。然而,综观我国刑法理论,对该问题的研究不尽周详,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为此,笔者拟对罪名确定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讨论,以推动罪名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一罪名确定的内涵是什么?换言之,如何给罪名确定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刑法理论上使用这一定义时比较混乱,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确定罪名是指…     

论新刑法中的包容犯与转化犯

论新刑法中的包容犯与转化犯●初炳东许海波邢书恒一罪与数罪的区分，是刑法中十分重要也是难以把握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我国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标准是以犯罪构成的个数为标准，即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一个犯罪构成的为一罪，具备数个犯罪构成的为数罪。但是，如果刑法条文明文...     

哄抢罪

哄抢罪李忠诚这一罪名是新刑法第２６８条增加规定的。“两高院”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均将这一罪名称为聚众哄抢罪。我认为哄抢本身就表明这种犯罪的聚众性，而且刑法规定的聚众犯罪，在确定罪名时未必都加上“聚众”二字，如聚众赌博行为，公认为赌博罪。所以，我们对此条...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中罪数形态比较研究

罪数，指犯罪的个数或单复即一罪与数罪。罪数形态，指表现为一罪或数罪的各种类型化的犯罪形态。确定一罪与数罪的区分和某些罪数形态的特征，进而确定各种不同罪数形态的处理原则，对刑事审判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某些罪数形态和处罚原则，《澳门刑法典》也有这方面的规定。我国内地刑法理论对此虽然作了深入的研究，但在内地刑法中的规定却较简单。将我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关于罪数形态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促进我国罪数理论的发展。考虑到《澳门刑法典》总则有关于罪数形态的专门规…     

论我国刑法中的一罪和数罪

确定行为人的行为究竟是构成一罪还是构成数罪,这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是否运用数罪并罚的原则去处理的问题。因此是刑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一罪?什么是数罪?区分一罪和数罪的标准是什么?这在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观点是很分歧的。有的资产阶级刊法学者强调主观,主张以行为人的犯意为标准:基于一个犯意的为一罪,基于数个犯意的为数罪。有的资产阶级刑法学者强调客观,主张以客观表现的事实为标准:这中间有的主张以犯罪行为为标准,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的     

罪数判断标准研究

作为罪数理论的核心,罪数的判断不只是计算犯罪的单复,更关乎刑法目的的实现。然而现有的罪数标准由于种种缺陷均无法承载一罪、数罪的区分功能。从罪数论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定位来看,其为连接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因此,犯罪个数的量定必须考虑相关犯罪要素的齐备和刑罚效果的适当,应在法益的基础上,综合行为、犯意等各种要素,并结合刑罚的充分必要性而为认定。     

罪数理论的体系性思考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罪数理论研究由来以久 ,但都停留在具体的罪数类型上 ,对罪数理论体系尚未作一整体性、结构性的分析。因此 ,有必要从罪数判断标准入手 ,通过对中外刑法理论罪数判断的五种标准的分析 ,指出犯罪构成标准是最为合理的罪数判断标准 ,也是罪数体系中确定罪数、决定处断的规则判断系统。同时 ,由于犯罪构成系统在解决部分罪数样态时的不适性 ,使由实质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处断的一罪组成的特殊罪数系统成为罪数理论体系的例外判断系统。二者共同构造了罪数理论的双层判断体统 ,并在解决罪数问题上承担了不同的功能。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Edict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

In consequence of the regular commission by A. D. Sakharov of acts casting discredit upon him as a decorated individual, and in the light of numerous proposals from the Soviet public, the Presidium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40 of the "General Statute on Orders, Medals, and Titles of Honor of the USSR," decre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