硖石街道建立治安纠纷调委会

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硖石街道司法所为解决治安纠纷频发难题，在硖石派出所建立了治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实现治安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治安纠纷调委会由硖石司法所和派出所共同派员设立。人员的组成一般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各村（社区）的调解主任，业务上接受司法所和派出所的共同指导。     

浅议治安调解现状及应注意的关键环节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处理治安案件的一项重要的执法手段。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公安机关治安调解的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文立足当前公安机关开展治安调解执法活动的实际状况,深入分析了基层公安机关在进行治安调解时普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治安调解执法实践中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关键环节。     

为治安调解制度辩护

公安机关的行政职权可以从事治安调解,治安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决定了治安调解的非终局性,警务活动的专业化需要发挥治安调解的功能。治安调解制度不应取消,需要完善。     

中美治安调解之比较概述

治安调解是我国基层公安机关主要工作之一,具有明显的中国警务特色。在美国,随着社区警务运动的兴起,对治安纠纷进行调解也正扩展为警察的重要职能。比较中美治安调解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有利于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发挥治安调解的优势作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安调解体制。     

ADR运动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促变与更新

一、美、英两国关于ADR的立法及司法实践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或替代审判的纠纷解决方法，西方有学者定义为并非由法官主持裁判而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人参与协助解决发生争执的纠纷的任何步骤或程序。从ADR的实践来看，完全排斥法官主持的情况并不是所有ADR方式所提倡的，尤其是调解，不仅不拒绝法官主持或参与，甚至其发动与推进均须依赖法官的主动介入。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和解决纠纷的总方式，ADR包括传统的调解和仲裁，也包括区别于一系列对抗式诉讼的更多的新的实验性立法。如早期案件…     

论民事司法与调解关系的定位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及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民事司法与调解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核心的地位。近年来,由于传统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存在着诉外调解司法化和公权化、司法替代调解、大量调解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等有违制度基本原理的异化现象。我们应当在明晰司法与调解各自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遵循解纷方式与纠纷类型相适应的原则,实现司法与调解关系的科学化。     

一起诉讼行政许可不作为案的分析与思考

本文介绍了一起通过调解，原告撤诉终结一起行政不作为诉讼案处理过程。简要分析了案件的性质、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调解结案的合理性。提出了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坚持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在解决行政纠纷过程中的能动性。简要分析了行政调解制度在化解行政纠纷中的作用。     

岑溪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联调超市”调出和谐交通

为了破解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处理这一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今年以来,广西岑溪市积极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公正廉洁执法,在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创立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检察监督、保险理赔"五位一体"一站式服务新机制.     

诉前调解制度在我国的应用

我国的调解类型大致分为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人民调解就是我们所说的诉前调解,即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我国诉前调解的兴起和广泛的试点以及多年来的实际应用,无疑都发挥着"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方便、高效、快捷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立法并未对诉前调解制度加以明确规定,这使得"诉前调解"这一解决民事诉讼的方式在应用于实践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指出加强立法、提高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建设,无疑是解决现阶段诉前调解方面存在问题的重中之重。     

试论错误的仲裁中调解之救济——从一离奇错案引发的对仲裁中调解制度的思考

仲裁中调解作为一种复合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已为我国《仲裁法》所确立,但相关立法条文过于简陋,有的问题甚至从未涉及,例如没有设置对错误的仲裁中调解的救济程序,从而导致仲裁中调解在司法实践中遭遇尴尬和窘迫。本文正是针对此立法缺位,从一个案例出发,思考构建错误的仲裁中调解的救济机制。对于仲裁中调解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不同错误,可以通过司法监督的方式、仲裁庭的自我监督方式以及仲裁庭的自我补正方式予以相应的救济。     

公安机关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构建

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当今世界各国在纠纷解决和司法制度发展中面临的共同课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则成为公安机关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以新时期公安机关参与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为依据，分析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找出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困境，提出完善公安机关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的建议。     

论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的调处

公安调解是我国一种重要形式的行政调解,然而,它并非是对民事争议的调解,而是以调解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并无调解权,其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无强制执行力,这种状况造成了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公安机关应拥有对民事纠纷的法定调解权,并通过调解协议公证或法院备案的方式将其主持下产生调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公安调解的人员、编制、经费、程序等配套措施。     

治安调解:适用条件的解读与重构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治安调解作为"大调解"机制的重要内容无疑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治安调解最大的问题在于适用条件的模糊性和公安机关几乎不受控制的自由裁量权。重构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需要将其放置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以调解为原则并体现法律对公权力的限制。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案件处理方式,近年来出现于我国司法实践之中,并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多元化探索。数据表明,在刑事和解的内容、适用的案件范围、主持者和参与者、和解成功案件的处理方式、需要的工作量和时间、影响成功与否的因素、相关配套制度和效果等方面,有些理论预设是成立的,有些则是不完全成立甚至是根本不成立的。历时两年多的实证研究,不仅检验了刑事和解的各项功能及对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数据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宏观上揭示了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从而为解决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探索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可行性模式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和前提。     

民事立法方法的一种新进路

法学方法不仅包括法律适用的方法,也应包括立法的方法。民事立法中那些敏感和争议较大的问题都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外国法的借鉴或概念的逻辑推理能够解决的,往往要通过价值认知、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过程,这其实就是哲学上的价值评价问题。其中价值选择是关键,而进行价值选择又需要有一定的思考路径和方法作指导,即先要把民事立法时所面临的价值冲突问题进行归纳分类,然后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以利益衡量为内容,以民法原则和民法规范为载体进行立法。     

The European Redistributive State and a European Law of Struggle

Its more central involvement in the government of economic and fiscal policy requires a new public law for the EU. This must be alive to the positive, negative and intractable qualities of conflic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fields. Such a law would internalise conflicts with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so that their irresolution and ongoing struggle become the dynamo endowing the Union with qualities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imagination and justice. The recent reforms make mediation of conflicts a central mission of the Union but still use the public law structures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which lack these three qualities.     

知识产权国际造法新趋势

在 TRIPs 协议产生后十余年的时间里,知识产权国际造法活动明显加快。在WTO 体制之外,不少国际组织、机构和论坛围绕着如何处理保护知识产权与维护生物多样性、合理开发植物基因资源、促进公共健康、维护人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 TRIPs 协议所确立的一系列高标准的知识产权规则提出了批判,探讨和制订了一系列软法性质的、倡导人权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知识产权新规则。这些活动打破了 WTO 和 WIPO 在国际法层面上对知识产权立法权的垄断,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私权利之外的人权、公共健康等社会权益的日益重视,势必对未来知识产权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产生深远影响。     

大调解与我国基层法院的功能——以湖南两个县的土地纠纷调查为例

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一向以提倡基层调解为主,诉之法院,又以另一种形式的调解替代,因此,我国当下"大调解"的核心其实在于法院调解。但是,我国基层法院在现有的国家权力架构中,在无法保持独立性的实际压力下,面对正式法律与民间习惯的矛盾,无法完成他们被期待的功能。多重角色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强调调解,以调解的方式来回避刚性矛盾,以保持合法性。实际上,法院如果无法解决规则之治的问题,它就无法真正实现纠纷解决,而仅仅是纠纷解决道路上的一个驿站。     

行政担保的民法视角探讨

民法是现代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础法律。在最基本的法律制度上,行政法借用民法的概念与制度时不应改变私法主体既有的行为规范,以免社会无所适从。担保制度运用于行政法,形成行政担保不仅可行而且合理。行政担保与民事担保共用担保的一系列制度,可以建立起行政法与民法之间的桥梁,使各种不同的权利之间具有相互比较的基础,也可以节约大量的立法资源,避免一些潜在的矛盾。     

Expressing Conflict, Neutralizing Blame, and Making Concessions in Small‐Claims Mediation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link between the way small‐claims mediation participants express their conflict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concession‐making. Observations of seventy‐seven mediation participants suggest that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is relationship is the way participants manage the issue of blame.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three categories of mediants: individuals named in a civil suit who represent themselves; agents, usually lawyers, wh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other parties in a civil suit; and business owners or managers wh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ir establishments. The study depicts som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these participants describe their conflicts. In particular,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manner in which mediation participants handle the issue of blame – by either justifying, excusing, or denying it – constrains their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concession‐making,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the mediation process. I discus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for developing strategies that might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tion for some particip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