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治安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治安调解是我国的一种调解制度,是公安机关依法对某些特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非处罚性处理方法,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调解的规定过于笼统,影响了治安调解的正确适用.因此,进一步完善治安调解制度的相关规定,对于正确适用治安调解,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     

浅议治安调解现状及应注意的关键环节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处理治安案件的一项重要的执法手段。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实施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公安机关治安调解的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文立足当前公安机关开展治安调解执法活动的实际状况,深入分析了基层公安机关在进行治安调解时普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治安调解执法实践中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关键环节。     

关于"警民联调"的制度研究

本文从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的性质界定,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有机衔接的必要性,法律依据,衔接构想四大方面对"警民联调"的制度作了简要的探讨。     

完善治安调解制度应确立的价值取向和原则

完善治安调解制度首先应正确定位治安调解的价值取向,和谐、法治、公民以及主权在民是当前世界上责任政府的发展趋势,也给我国治安治安调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次还要合理设置治安调解的原则,在自愿、及时、教育、合法、公正、公开六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还应设立回避和情感原则,这些原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充分体现了治安调解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性。     

为治安调解制度辩护

公安机关的行政职权可以从事治安调解,治安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决定了治安调解的非终局性,警务活动的专业化需要发挥治安调解的功能。治安调解制度不应取消,需要完善。     

中美治安调解之比较概述

治安调解是我国基层公安机关主要工作之一,具有明显的中国警务特色。在美国,随着社区警务运动的兴起,对治安纠纷进行调解也正扩展为警察的重要职能。比较中美治安调解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有利于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发挥治安调解的优势作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安调解体制。     

风俗习惯在民商事司法调解中的作用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司法实践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在民商事调解过程中适当运用风俗习惯,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然而习惯的地域性与司法的规范性、习惯的流变性与司法制度的稳定性、习惯"善恶"并存性与法官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俗习惯在民商事调解中的作用发挥。厘清风俗习惯在民商事司法调解中作用的路径、明确风俗习惯司法调解适用的原则、规范使用风俗习惯进行调解的尺度、提升法官运用风俗习惯进行民商事调解的能力,是促使风俗习惯在民商事司法调解中作用效果最大化的主要对策。     

建立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我见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一项传统制度。对于行政诉讼中是否适用调解的问题,大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不适用调解"。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已成为必要和可能,且具有较大的优越性,因此,我国行政诉讼应当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调解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轻刑化的正当性与适用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解决刑事附带民事问题上越来越被提倡与广泛适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的工作难度仍然较大,原因主要在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缺乏与刑事部分裁判量刑的有效互动,以至于被告人没有参与调解的积极性。本文着眼于我国国情,在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轻刑化的正当性进行论证的基础上,针对调解轻刑化适用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障碍,探索具体适用规则,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实践的公正、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古代调解制度探析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形式有民间调解、官府调解等,它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中国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同时,它与中国特有的社会组织背景也是密不可分的,其一般程序体现了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它注重"情"、"理"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以新的视角理性思考传统调解制度。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     

公安许可制度改革的系统思考

公安许可是公安机关为了防止危险而实施的一种事前控制机制,属于对社会干预程度较强的、成本较高的抑制性规制手段。对公安许可的过分依赖是形成公安被动型静态管理模式的主要原因,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迫切要求改革现有公安管理模式,提高公安管理效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安许可制度改革与公安行政管理以及刑事侦查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思考,客观分析公安许可的基本属性,探明公安许可制度改革的可行之路。     

西部大开发与社会治安趋势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项目是环境保护、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开发 ,它将带动城市、城镇和农村的经济发展 ,减少贫困 ,降低犯罪率。西部开发过程中既有负面效应引发犯罪的一面 ,也有在法律的震慑下 ,通过公安机关有效的治安管理和社会各职能部门共同施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遏制和惩治犯罪的一面 ,两者互动 ,影响社会治安的总体状况。西部开发必然吸纳大量闲置劳动力 ,还会将“东流”的西部人口再吸引回来 ,对流动人口犯罪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可使西部开发后西部乃至全国的治安状况呈现平稳可控的态势。     

过失危险犯之存在性与可存在性思考

决定某类过错行为 ,包括过失危险行为在内可以犯罪化的基础不是主观过错 ,而是危险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过失危险犯只能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法益的犯罪中 ,由于公共安全法益本身的特殊性 ,这类法益价值的外延已经突破其本身的价值而及于它的安全性 ,即威胁它的安全就是侵犯它的价值 ,而使过失危险行为具有直接侵犯公共安全法益价值的本质 ,进而具备犯罪化的报应基础。设立过失危险犯与刑法谦抑原则不冲突 ,反而有利于刑法诱导和刑法忠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中的若干调查措施——立法制度变迁的梳理与批判性思考

通过对有关治安管理上的几种调查措施的立法制度变迁进行梳理,并予以批判性思考,可以发现有些实践问题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得到了解决,但有些仍尚未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立法与行政解释、行政政策等方法来进一步弥补、解决。     

论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的调处

公安调解是我国一种重要形式的行政调解,然而,它并非是对民事争议的调解,而是以调解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并无调解权,其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无强制执行力,这种状况造成了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公安机关应拥有对民事纠纷的法定调解权,并通过调解协议公证或法院备案的方式将其主持下产生调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公安调解的人员、编制、经费、程序等配套措施。     

论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的调查权

为解决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侵权人查找难题,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为公安机关增设了调查权。该调查权应当被定性为侵权调查权,不同于公安机关固有的治安调查权和刑事侦查权。作为我国《民法典》中的公法规范,调查权条款的正当性不仅源于理论层面的积极面向的辅助原则,更在于其对权利保障的现实意义。高空抛坠物致人损害行为的复合属性与公安机关兼具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重定位导致侵权调查权与治安调查权和刑事侦查权难免竞合,这对公安机关提出了新的要求。该调查权条款的适用主要产生两个法律效果:一是受害人的调查义务转移到了公安机关,前者的调查义务得以免除;二是“依法及时”和“查清责任人”的目标指向引发了调查不作为的认定问题。     

浅析突发事件中的信息自由与信息管制

信息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理当受法律保护,但基于个人隐私、国家利益、社会安全等法理,对信息的搜集、传播、公开,进行一定限制也是必要的。以我国突发事件中政府保障信息自由和限制信息流动的实际为出发点,透过比较法的视角,对政府在突发事件中保障公众信息自由的适宜路径,政府实施信息管制的正当性法理、具体标准以及程序要求等法律问题进行探索,具有实际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应急法治新视野——以社会安全事件为视角

应急法治是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之一,应急法治调整对象的宽泛化要求运用类型化方法,由全民反恐入手,重点治理社会安全事件。"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屋建瓴、应运而生,蕴含着以民为本、良法善治和公私相济三大价值,成为引领我国应急法治建设的新航标。良法善治的安全观首先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着力塑造整体联动的应急治理机制,逐步完善行政应急法律体系,提高公安警察的执法水平;同时,以民为本、公私相济的安全观契合"政府与公民关系平等化"的法治追求,鼓励广泛的公众参与,提倡治安承包的再推广。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共安全管理问题:产生、国际经验与对策

公共安全乃国之大计,它是国家性质的本质要求,是执政为民的重要工作,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内涵。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共安全状况存在的问题,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出发,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全面提升政府和整个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能力。     

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与突发事件中的国家救助

宪法上所确认的社会保障权,要求国家在公民因突发事件的打击而陷入困顿时承担主要救助义务,以维持其相当水准的生活。我国目前以自然灾害赈济为中心的应急救助体系存在规范残缺、范围狭小、主体缺位、标准偏低等明显不足,亟待完善。而构建国家应急救助制度的重点,在救助依据的确立、救助主体的确定、救助对象的界定、救助程序的设计、救助标准的衡量和救助资金的筹集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