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以一个民事案件为例的法社会学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人都处在社会关系之中。法治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涵，在近几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现代化的法制在中国是由西方植入的，并不是来源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且在中国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常常会看到“人情关系”的出现。而”人情关系”会影响到法律的客观性和执法的公信度。本文首先通过一个案例展示了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的具体体现，随后分析了中国法律制度与“人情社会”的特征。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表达”与“实践”——以宪法定位与实践的背离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践存在较大差距和背离，这种背离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关于检察制度的质疑牙口争论。导致法律监督职能“表达”与“实践”之间背离的原因是法律监督立法本身不协调、法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移植法治”的路径造成检察制度多元混合体的弊端、制度变革中“立法推动主义”路径的局限以及检察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卷化”倾向等。“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对检察工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可能引起理论争议从而削弱检察机关的权威，也可能促使检察机关采取推动法律监督立法、成立专门的诉讼监督机构等多种措施强化法律监督，以逐渐找回自身正当性的定位。     

浅析我国法律中的人情因素

法学渊源于西方，所以，法律在我国属于“舶来品”的范畴。为了更好的吸收，学习这一制度体系，我国自清末开始法律移植，此时的法律制度大多照搬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并未形成有本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建国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水土不服”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本文试就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的角度，对法与情，法律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做浅析。     

真相与正义，探究与辩护，科学与法律

在美国法律文化塑造下的对抗制诉讼制度和科学的调查程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tension），在法律所关注的裁决终局性（finality）和科学所追求的持续性纠错（oven—minded fallibilism）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长期以来，法律界都试图通过可采性法律规则归化科学证言，结果导致联邦法官担负起广泛的审查职责；近期，法庭指定专家的制度实践导致对抗制度做出某些修正，这种制度实践已经被批评为“带有纠问色彩”（inquisitorial），甚至“违背了民主的要求”（undemocratic）。在分析这些制度利弊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考察其他法律系统的经验教训。     

法意与人情

法律就像语言，乃是民族精神的表现物。它们由一个民族的生命深处流淌出来，渐渐地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这样的过程也完全是自然的。就此而言，法意与人情，应当两不相碍。只是，具体情境千变万化，其中的复杂情形往往有我们难以理会之处。即以“人情”来说，深者为本性，浅者为习俗，层层相叠．或真或伪，或隐或显，最详尽的法律也不可能照顾周全。     

法律与自然情感——以家庭关系和隐私权为例

法律既有赖于国家的明文规定与强力保障,也离不开人们的情感支持。没有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信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社会。同时,在法律所涉及的场域,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尊重人们的自然情感,如此方可使法律与人情结合起来。“家庭关系”及“隐私权”的法律实践集中反映了法律对自然情感的保护理由及保护形式。     

朱苏力：法律更多是不带贬义的保守力量

当代中国发展的空前速度不但要求人的思想与时俱进，也要求相关的重要法律制度与时俱进。这就会带来“法律多变”的问题，不仅导致法律制度看似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很容易让人感到不适应。这难免侵蚀法律的神圣感，法律自然缺乏权威性。     

系统论视野中法律与大众媒体的关系

法律与大众媒体的关系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目前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若过分强调两者的分立可能导致新闻管制或媒体权力滥用,若过于强调两者的融合则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在系统论视野下,法律与大众媒体具有同质性,两者分别按照各自的纲要分配自身所特有的符码,各自建构具有不同意义的“事实”及其评价。法律与大众媒体作为独立运作的功能子系统,彼此之间既非分立也非融合,而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激扰关系,且部分激扰关系被结构化并以“论题”的形式构成“结构耦合”关系。因此,法律只有立足于自身,坚守司法公正并不断实现司法统一,才有可能既保障新闻自由又能抵御大众媒体中各类论题与意见的冲击,才有可能稳定社会成员普遍的规范性行为预期。     

“亲亲相隐”的现实适用——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第一百八十八条为例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传承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为一些国家所推崇.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第188条反映了“亲亲相隐”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亲亲相隐”制度所流露出的对人类素情的尊重和保护在当代法中的现实适用,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法律的目的并维护法律的权威,有利于在法律和人情之间寻得一个平衡点.然而,“亲亲相隐”制度的回归不是单纯地(奉)行拿来主义,而是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此,建议明确界定“容隐权”的性质,明确划定可适用的“亲属”范围,明确限定可适用的犯罪类型,并在法律上辅之以一套相应的规定,来保障“亲亲相隐”制度的现实适用.     

关于“亲亲相隐”的研究

对于“亲亲相隐”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渗透到诸多领域，然仍需回答亲亲相隐为什么能绵延古今中外，仍需进一步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以及法律与人情的关系，为亲亲相隐的入法修直道路。     

信任是法律运行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

桑本谦在《现代法学》2006年第1期上撰文说，一个社会的信任度越高，法律的运作成本乃至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社会的法治状况就越好，整个社会也越有秩序。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为法律分忧解难，也可以替代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合作。相反，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则会加重法律的负担，并且会提高法律的运作成本，减损法律的实施效果。信任是法律运行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资源，在高度信任的社会，复杂精细的现代法律借助于充足的“社会资源”能够运作得井井有条；而在低信任的社会，即便是“欠债还钱”之类的初级法律制度也会因“社会资金”的供给不足而面临重重障碍。要提高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信任度，     

两岸检察官法律地位之比较

检察官的法律地位，历来是检察制度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在检察官制诞生之初，即因此而引发法律界的广泛讨论，且绵延至今仍未有定论。检察官的法律地位，涉及三个相关问题：第一，检察官的法律身份究竞是司法官，还是行政官？第二，检察官与警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将兵”关系，还是“伙伴”关系，此即检、警关系问题；第三，检察官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即检、审关系问题。对此，海峡两岸检察官制度皆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由此延及检警关系、检法关系均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大陆法系传统的两岸检察官在基本法律定位方面也存在共通之处，这就是作为法治国的“法律守护人”，发挥着“法律监督”即“国家权力双重控制”功能。     

儒家孝义思想对传统中国国家司法主义的影响——以“复仇”制度为论域的思考

“复仇”制度作为宗法伦理社会的伴生物,孝义是其得以产生并持续存在的精神基础。离开了“孝”,“复仇”制度便不可能产生和长期存在下去。在对“复仇”的态度上,各朝代的统治者从一定程度的肯定到逐步的限制,到最后的明令禁止“复仇”。其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儒家孝义思想与传统中国国家司法主义之间矛盾的日益凸显。虽然“复仇”制度在国家司法主义的挤压下活动的空间大大的萎缩,但对“复仇”制度禁而不止的现象却与封建社会相始终。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破除“人情大过国法”的观念,除了在理论上进行宣传“法律至上”的观念,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意识以外,更为根本的是加速我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转型。     

智慧社会的数字人权保护——基于“能力路径”的理论建构

如何为信息技术发展奠定坚实的伦理基础，并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妥善的制度安排是数字人权研究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理论上，数字人权的人性基础源于人的社会属性在智慧社会的拓展，而其法律渊源来自基础人权依据情境变化的拓展以及重要国际人权文件的背书。在内容上，数字人权由“网络接入权”和“数据自主权”两项衍生人权及其相关特定权利组成，并以防御、尊重、保护和促进机制维系个人、网络企业和国家三元结构的良性运作。在实践中，数字人权以“能力路径”为指导，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机会和提供有效的内在驱动提升个人数字素养，以在人权保障和企业发展之间找到恰当平衡。本研究既深化了数字人权理论，也为其与实践对接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区域贸易协定环境条款三十年之变迁

由于RTAs环境条款实体法与程序法有机契合模式消除了缔约方“环境义务”和传统的“贸易义务”之间的差异，增强了环境义务在RTAs层面的法律约束力，RTAs超越MEAs及WTO成为保护环境更有效的国际条约典范。但“冲突条款”并未有效澄清MEAs与RTAs环境条款之间的条约关系，“不减损条款”及“有效执行条款”可能导致主权侵蚀风险，RTAs“环境争端解决条款”效力有待实践检验。我国应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正确处理MEAs与RTAs之间的条约关系，通过“一带一路”稳步推进FTAs环境条款的“中国版”,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环境合作，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RTAs环境条款范式，从而为中国参与国际法治、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论影响实现行政诉讼价值目标的法律机制及其对策

论影响实现行政诉讼价值目标的法律机制及其对策章剑生一、问题的提出行政诉讼作为现代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已全面运作了近５年。它对现代中国社会改革现有的权力结构，缓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紧张压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已为人...     

我国涉外继承公证中可能发生的法律冲突

法律冲突是国际私法领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简单地说就是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受法律支配的事实或法律关系与几种法律制度相联系时，适用哪一种法律制度中的规则。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增多．继承公证中的涉外因素逐渐增多，同一个继承法律关系可能同时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而各国的继承法律制度又存在差异，因此同一继承法律关系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直接导致了涉外继承公证中的法律冲突。     

法律规避制度可否缺位于中国冲突法?——从与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之关系的角度分析

在冲突法中,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与法律规避制度之间存在的是相配适的关系,而不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相互涵盖关系.就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区分作为法律规避对象的“国内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与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中的“国际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在厘清法律规避制度与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我国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解释,无需师法有关西方国家,而是应在强制性规则适用制度之外,借助对公共秩序保留条款的解释,涵括法律规避制度,以共筑维护我国公共秩序的法律冲突之制度“长城”.     

领导干部要顶得住人情压力

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讲“人情”、讲“礼节”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广大领导干部同样要时时处处面临各种人情，承受着比一般人大得多的人情压力。因此怎样正确对待人情压力，能否顶住人情压力，对每一个领导干部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四川省成都市原市委常委、     

论我国行政诉讼之现状——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我国立法上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维护与监督关系”,现实运作上体现为:司法权对行政权维护有余而监督不足,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僭越甚至与其合而为一。如此关系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困境中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