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的制度建构

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主要包括“行政违法向刑事犯罪递进”的行刑衔接和“刑事犯罪向行政违法回转”的刑行衔接，实践中均面临一些运行困境。应当完善企业违法调查中的行刑衔接，明确司法机关可以提前参与行政机关对企业违法行为的调查程序，落实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企业犯罪案件的立案衔接。应当拓展公安侦查程序中的企业合规治理，并加强执法司法合作。完善企业合规案件在审查起诉程序中的刑行衔接，联合开展企业合规考察评估等工作，合规整改并不免除涉案企业在法律上应受之行政处罚，提高行刑处罚结果互信互认及行业合规治理效果。     

行刑衔接机制的基本问题

行刑衔接包括由“行到刑”、由“刑到行”等环节的衔接以及对各种衔接的监督。由“行到刑”的衔接旨在克服“以罚代刑”现象。“以罚代刑”并非指所有对构成犯罪但不予刑罚处罚而只作行政处罚的情形,而仅指那些情节严重应当给予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但只作行政处罚的情形。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证明标准,以及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科处刑罚的案件,应当允许代之以行政处罚,而且,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都可能直接适用《刑法》第37条给予行政处罚。由“刑到行”的衔接旨在克服“以刑替罚”现象,为此,在行刑衔接工作方面,刑事追诉机关不能轻易先行介入,应当摒弃刑事绝对优先的观念与做法,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遵循由行到刑的移送标准,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刑事立案的监督。     

企业合规行刑衔接的路径分析

企业合规行刑衔接问题是当前企业合规改革中的重大课题之一。随着企业合规改革不断推进，企业合规行刑衔接工作中逐渐暴露出衔接配合规则缺失、合规结果激励有限等现实问题。有必要从合规案件移送、合规过程互助、合规结果互认、合规资源共享、合规平台共建五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企业合规行刑衔接工作机制，不断提升企业合规整体质效。     

论会计违法行为行刑衔接机制

当前会计违法行为行刑衔接机制并不顺畅。实体性衔接层面，《会计法》与《刑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不对应、行政责任和刑事罪名体系衔接缺位；程序性衔接层面，程序规范位阶不高、移送机制不健全、知情渠道不顺畅以及监督机制孱弱。会计违法行为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以“权力制衡”和“法律责任竞合”为理论基础，以“有限的一事不再罚”和“先行后刑”为适用原则。在准确理解“同一违法行为”基础上，应从实体性和程序性两个层面展开机制完善：一方面扩展会计犯罪行为主体范围与对象范围，增设资格刑作为会计犯罪刑罚种类，通过“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模式”在《会计法》中设置具有独立罪名和法定刑的刑罚规范；另一方面建立案件移送备案审查制度，探索联合执法模式，完善行刑衔接工作信息共享机制以及证据的合理转化与使用机制。     

试论行刑衔接制度之完善

行刑衔接中“以罚代刑”问题严重，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法律依据的不完善、行政机关自身积极性不够以及衔接措施有限、监督乏力等。对于此问题，首先，应当完善立法，制定效力层级较高的、统一的法律，补充、完善相关的程序、证据规定。其次，加强对行政罚款的监督管理，建立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考核、奖励和惩处制度，从行政执法机关内部入手，促进案件的移送。再次，应当拓宽“行”和“刑”之间的联系渠道，通过设立举报电话、网站，进一步完善联席会议、网上信息共享平台等制度，促进相关机关之间的信息交流。最后，通过以上的信息交流，为监督提供途径和线索，加强对行刑衔接的监督。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行刑双向衔接路径探索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是轻罪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实践中存在行刑反向衔接及双重激励的问题。涉案企业在刑事程序中进行合规整改后,检察机关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在移送行政机关审查是否作出行政处罚时,如何开展行刑反向衔接,行政机关能否再给予涉案企业从宽处罚的激励,存在诸多争议。在遵循行政法比例原则的基础上,行政机关可以综合考虑违法情形、危害程度及合规结果,在确保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统一的条件下对涉案企业予以从宽处罚。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行刑衔接制度之建构

今年我国先后对《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作了修订，但是食品安全犯罪的行刑衔接仍然存在不畅的问题。行刑衔接的内涵，应当同时涵盖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目前，两法在客体、对象、主体以及法律后果方面仍然存在衔接缺位的地方，需要通过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位置、适度扩展刑法的处罚范围和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刑罚的规定对实体性衔接进行建构；同时，针对程序性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则应当从技术性和制度性两个层面具体展开对其建构的探讨。     

监狱行刑权解析

监狱刑作为刑罚的一个种类，具有四个特点，即本质上的报应性，内容上的特定性，程度上的限定性，后盾上的暴力性。监狱行刑是指监狱对受刑人进行“剥夺程度决定权与限制自由实体权”的具体行为的总和。我国监狱行刑权由强制权、引导权、激励权三种权力组成。在行使监狱行刑权时要防止将“监狱刑罚内容”与“监狱执行刑罚的内容”和“监狱行刑权”混为一谈；要高度重视‘‘监狱行刑权”的与时俱进；要切实把握监狱行刑权的边界范围。     

论我国监狱行刑价值理念的变革——《监狱法》颁布实施10周年记

本文论证了我国监狱行刑在新的价值理念下的立法要义，概括了《监狱法》颁布十年来的改革成果，阐述了行刑学以及我国狱制改革的“行刑一体化”，“裁判权介入行刑论”，以及“行刑人本论“等三种学术观点。提出了强化积极报应和行刑个别化；以人为本是行刑的核心；以及刑罚多元化与行刑权力资源优化配制的狱制、刑制改革理念。纪念《监狱法》颁布实施十周年。     

企业合规在行政执法和解中的导入研究

《行政强制法》第42条所规定的“执行协议”制度，为行政执法适用和解提供了契机。然而，由于该制度规定比较粗疏，导致执法和解实践存在适用率偏低、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不明、效果不佳等突出问题，面临困境。当下，企业合规的理念和模式，为执法和解制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企业合规理论强调，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企业，可予以暂缓起诉或相对不起诉处理，其前提条件是，企业与执法机关达成“合规整改协议”,并严格执行，合规整改期满考核合格。很显然，将该理念导入行政执法中，具有很好的契合性和发展前景：意味着对违法企业作出处罚决定前，执法机关可以与其达成以合规整改为核心内容的和解协议，期满考核合格后，可作出减免处罚等处理。此举将为执法和解制度注入活力，使其在理念、目的、机制和功能的实现上，更具正当性、合理性、效率性和时代性，并促使其核心目标、制度定位、执法效能等发生有益转变，从而塑造出更符合实践理性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并融入未来的“行政基本法”。     

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适用与优化

检察机关在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过程中,探索形成了“简式合规”与“范式合规”两种合规模式。合规检察建议具有节约成本、灵活简便等优势,是开展“简式合规”的主要手段。但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还存在质量不高、落实不严、刚性不足等问题。对此,应当通过深入企业调研、引入专家“外脑”、加强对下指导等方式切实提高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质量,通过把握检察建议制发时机、加强跟踪监督、强化行刑衔接等方式增强建议整改落实效果,并进一步完善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配套运行机制,以充分发挥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价值。     

建构行刑衔接中的行政检察监督机制

我国传统行刑衔接机制存在涵盖范围狭窄、衔接方式单一、衔接信息平台无法满足“刑行”双向衔接功能需求等问题。受到宪法“分工合作”原则的限制,承担“行刑”衔接检察监督职能的刑事检察部门不能直接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检察监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建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推动检察职能从刑事领域延伸到行政违法领域,推动我国行刑一体化机制的完善。但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的内涵一直不明确,应将行刑衔接改革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结合起来,推动行政检察部门聚焦于“行刑衔接”的制度空间,克服现行“行刑衔接”机制的局限性,监督在刑事犯罪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借助行政检察职能全面修复行刑之间的制度漏洞。具体而言,行刑衔接中存在五种行政检察监督部模式,其监督重点事项也各有不同。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与展望——基于前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

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前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实践中具有典型案例地域分布逐渐分散，罪名分布集中化，中小微企业合规居多，以轻罪和单位犯罪案件适用合规、审查起诉阶段启动合规整改及专项合规为主等特点。这反映出改革在坚持合规整改与预防犯罪的因果关联、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价值、坚持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尊重企业自主经营权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未来应当以合规与预防犯罪的关联性为标准扩大适用罪名范围，明确个人犯罪适用企业合规考察程序的正当性和限度，以比例原则为核心构建中小微企业合规模式，以分案处理模式构建重罪案件适用企业合规考察程序，并将合规的启动前移至侦查阶段。     

现代监狱刑事政策与监狱行刑秩序的建构

作为国家刑事政策的一个特殊子系统，我们国家的监狱刑事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它是保障国家刑罚权最终得以恰当落实和实现国家刑罚观及刑罚目的的重要手段。但在传统行刑政策的指导下，现有的监狱行刑秩序弊端凸现，应当在“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的规制下，结合“三化”监狱工作的总体要求，以“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监狱基本刑事政策为依托进行秩序的建构，稳定和规范行刑机关的行刑活动。     

行刑衔接走深走实打通堵点

<正>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行刑衔接”），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正向衔接，和司法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既能防止以罚代刑、有罪不究，还能最大程度上避免“不刑不罚”情况的发生。聚焦领域深入推进以专门领域为突破口，深入推进行刑衔接，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影响、辐射更多领域，这既是严厉打击行业违法行为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手段，也是广泛凝聚共识、汇聚法治合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利用行刑衔接机制办理涉烟案件分析报告

北京市某基层检察院和当地烟草专卖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办法》,对办理涉烟案件中的行刑衔接机制进行规定,标志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办案机制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本报告对涉案犯罪办理情况进行总结,提出案件办理中发生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探究

恐怖主义行为因情节不一可区分为恐怖主义行政违法行为与恐怖主义刑事犯罪行为，我国对其认定采取的是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双轨制”的模式。虽然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二者也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在恐怖主义认定的实践和理论中都具有行刑衔接的必要性。由于存在立法价值选择上重安全轻自由、反恐立法体系组织上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导致出现反恐对象指向不明、立法体例合理性欠缺、执法司法程序衔接不力的问题，影响了反恐工作的公正与效率。对此，应从理念导引、形式与实质并重的法律保障方面建构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     

一元与多元：对我国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再思考

行刑规范的设置模式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立法背景的产物，我们在行刑规范设置模式的选择上应持理性的态度。目前完善我国行刑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尽快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而是尽快完善已有的行刑法律体系在我国当前的立法现状和立法环境下，“多元论”行刑规范设置模式较之“一元论”模式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监狱行刑社会化比较研究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认为，以保卫社会为首要任务，以罪犯回归社会为行刑目标，在分类关押的基础上，实行教育、矫正和累进处遇制度，同时坚持三种行刑方式，即从封闭式行刑到开放式行刑，缩小监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距，邀请社会力量参与监狱行刑，并做好出狱人保护工作，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二是当今俄罗斯的监狱行刑社会化状况。研究认为，俄罗斯与前苏联相比，在关于刑罚目的的规定上，取消了代表着行刑社会化目标的“再教育被判刑人”内容，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在关于剥夺自由刑行刑制度的规定上，行刑社会化精神明显，且种类多样，功能齐全，值得研究学习三是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向。本文在从行刑理念、行刑制度和行刑方式三个方面对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状况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又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向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以提升检察意见质量强化行刑反向衔接的路径

检察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制度,是强化行刑衔接配合,共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检察机关开展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实践中检察意见专业性、精准性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直接或间接导致文书适用不规范、部门间线索移送不顺畅、行政机关接受度不佳等问题。检察机关应抓住检察意见质量这个关键,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视角融入检察意见制发环节,从作好行政处罚行为定性、判断好是否应当作出行政处罚以及审查好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提升检察意见的质量,从而进一步推动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