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检察官文联成立 张耕、肖声出席会议并讲话，闫建成当选为检察官文联主席

11月28日，辽宁省枪察官义学岂术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此次会议标志着辽宁省检察官义学艺术联合会正式成立。     

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罗克信(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威尔策尔(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无讼”还是“健讼”——对中国传统社会诉讼观的思考

本文从官方和普通百姓思想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诉讼观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指出了官方理想和现实百姓行动之间的差异,从而对一般所认为的"无讼"观念提出了质疑。     

建国后震动中外的一件大案:《武训传》大批判

武训是清朝后期山东堂邑一个乞丐,他通过乞讨集资兴办义学,最后被清政府封为"义学子".穷苦百姓感激钦佩他的善良之心,都把他与孔圣人相提并论,称他为"武圣人".     

司法判决与社会认知的冲突与弥合 ——对理解"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两种范式冲突的反思

"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二审判决社会争议的核心争点在于如何确定枪支认定的法律标准,基于法教义学立场的肯定和基于法哲学立场的批判截然对立.在法律解释与司法裁判过程中,引入法哲学的视角和解释方法,不但有助于法官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而且这种对法律体系的反思批判反过来会引领法律制度的自我修正与进化,此乃法官表达对法律忠诚的真正智慧方式.法哲学的立场与方法并非外在于法教义学,而是可以嵌入后者之中并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国商会制度的创立

商会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之一 ,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从法律意义上而言 ,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 ,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 ,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 ,中国近代史上的商会 ,应该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 ,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它与当时西方的民间商会相比较 ,它更具官方色彩 ,更依赖于国家法律的制度催化。这种制度的催化作用的成效十分显著 ,它相当迅速地改造、吸纳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商人组织 ,成为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一　近代商会制度建立之经济背…     

加拿大官方标志法律制度研究及借鉴

加拿大的官方标志制度极具特色,具有保护范围广、保护强度大、公告程序便捷高效等特点。加拿大公共机构利用官方标志制度回避商标注册现象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商标制度功能的实现,对官方标志的保护日益成为负担。分析加拿大官方标志的权利性质、保护范围、公告程序、使用界定,可以为我国官方标志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借鉴,同时对我国官方标志的保护范围、备案程序和官方标志备案的法律效力提出立法建议。     

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理论界定与制度前景

刑法立法阻却事由是指可以阻却刑法修正的各种事由。立足于立法面向的刑法教义学,立法者必须把刑法的明确性原则、人权原则、比例原则、效益原则等作为判断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标准。当一种行为已为刑法分则之罪名所涵摄、抽象性概念经由刑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可以明确、设罪违背比例原则要求的"无先而后"的逻辑规则存在、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或立法效益明显低于立法成本时,即存在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立法者应停止这种刑法修正。     

“民间工会”对传统工会的冲击和影响

“民间工会”的出现表明了农民工对“组织维权”的需要.农民工通过老乡、亲友串通起来组成老乡会、同乡商会等“民间工会”进行维权,采用潜规则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带来了新的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农民工对官方工会的信任感,造成官方工会威信下降,使得农民工参加工会的比率下降.凡事都有两面性,民间工会虽然对官方工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在民间工会与官方工会的博弈中,也为官方工会的改革创新带来发展契机.     

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     

“躲猫猫”事件呼唤独立调查制度

官方邀请网民针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调查,本身就是公众与官方良性互动的结果。虽然相关组织工作匆忙,调查也未能得出任何结论,但昙花一现的调查委员会,毕竟体现了官方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和尊重。同时,官方邀请网民参与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也反映出官民双方都认可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必要性。     

试论检察机关在监狱行刑与社区刑罚转换中的角色定位

就我国现状而言,在监狱行刑与社区刑罚的转换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往往是刑罚执行机关,存在严重的行政性倾向,且因缺乏相应监督,致使转换程序混乱,权力被滥用。本文指出,为改变这种现状,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强化其在转换中的主体地位势在必行。     

理想、官方、民间——浅议舆论的三个层次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逻辑起点,舆论概念本身的定义就有许多争议,这是由舆论学自身特点决定的.但无论差异多大,我们在理解"舆论"二字时,都应该认识到它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理想状态下的舆论指的是在诸多前提条件下的人们对全息信息的独立认识结果;官方控制下的舆论是政治舆论学设想的理想状态,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舆论的主体;民间隐藏的舆论相对于官方控制舆论而言,官方控制越严,民间隐藏的舆论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越多样.     

法学方法论的概念及其地位

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指的是法教义学,是对法学方法的反思和理论化.法学方法是法律人将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纠纷获得一个正当法律决定的过程中所使用或遵循的方法.法学方法具有评价性、体系性和分析性.相对于其他法学分支,法学方法论与法律实务联系得最为密切,在法学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与功能.     

论中国政府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豁免权——以华天轮案为例

普通法上的官方豁免权即王室豁免权,指主权者在本国法院的豁免权和特权。香港回归之前,英国政府在香港享有官方豁免权,该权力受普通法调整。香港回归后,中国作为香港的主权者,中国政府机构享有原英国政府享有的官方豁免权,这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定,维护了中国在香港的主权地位。华天轮案作为首个涉及官方豁免权的案例,其确认中国政府机构享有官方豁免权的判决将产生深远影响。     

物权客体的思考

对物权的客体思考自罗马法以来一直是物权法的基本问题,物权的客体范围究竟如何界定一直存在着广义物主义与狭义物主义两种观点,但是用这两种观点来界定物权的客体都不能科学的解释物权的客体范围,因此本文认为对狭义物主义学说进行适当突破可以科学的界定物权的客体,是一种较为科学的方法。     

明清时代官方对于契约的干预:通过“税契”方式的介入

明清时代的官方对于契约的干预是通过契约订立后收取契税的方式完成的。"税契"除了通常认为是要赋予钤印契约法定的所有权证明力之外,官方还希望能够通过"税契"这一程序为"惟正之供"的田赋征收提供保障作用,即协助掌握土地流转之后的所有权归属信息以便征税。官方对于民间契约行为进行干预的最终指向,是要确保其对于土地产出可以征得税赋。在官方将契约习惯纳入自己的治理体系时,十分重视民间对此的反应。当"税契"条文的立法意图得到满足时,便不会过多地干预到民间契约习惯当中。正是由于官方与民间两重因素的叠加,才使中国传统社会的私法秩序与"税契"法律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     

信访困境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无讼"观对当前纠纷解决机制的影响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司法官处理诉讼事务的指导思想.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古代官方和民间形成了二元化的"无讼"观.这种观念对当今信访困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消极影响.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的瑞士、欧洲国家和中国

本文通过分析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其成立以来通过的表决,特别是有关人权内容问题有争议的表决,将瑞士、欧洲国家和中国的表决情况进行比较,着重对瑞士的表决态度进行研究,并结合《反对诋毁宗教决议》之例,得出:瑞士在国别决议和主题决议上并未有官方称赞的重大影响;瑞士官方的人权观点不清且与实际矛盾;在对待《反对诋毁宗教决议》以及相关问题上,瑞士官方和一些人权组织在国内和国际所表达的态度不一致;瑞士官方一方面自喻其在该理事会的身份及其贡献,另一方面却对该理事会通过的,但其投票反对的、能表达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意见的人权决议视而不见。作者最后建议瑞士重新定位人权观念。     

检察办案组织的改革应当彰显司法属性北大核心

长期以来,检察权是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下面的处、科、组为基本单元运转的,“处、科、组”成了检察机关最基本的办案单位。这种以“处、科、组”为基本办案单元的行政化运作模式,会弱化办案检察官在案件办理中的主导作用,出现办案中事事请示报告服从上级意志的“非司法”现象。检察权曾一度被部分学者戈Ⅱ人行政权的范畴,与检察机关最基本的办案组织的行政化色彩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