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利的边界

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的权利。众多权利冲突使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权利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才能更好的对其予以保护。本文首先分析了权利边界问题的起因——权利冲突,继而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利与权利的关系这两个角度,确定了权利边界的大致范围,并提出应通过宪法规定和个案调整两种方式使这种边界在社会生活中予以明确。     

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

近年来 ,被法学界聚焦的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是人们把权利本位绝对化导致的。任何权利都有特定边界 ,权利边界通过立法技术、司法解释、法律原则、公序良俗等是可以划定的。守望权利边界 ,就不会发生权利冲突 ;各种权利相辅相成 ,互不隶属 ,试图通过划分权利位阶来化解权利冲突 ,是徒劳无益之举。我们应该从权利本位转向权利边界的研究。     

探讨民法中消费者权的法律边界问题

消费者权利的行使能够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但也意味着在行使过程中与经营者的权益冲突。消费者权益冲突实质就是权利的限制与边界问题。明确消费者权益边界、分清消费者与经营者冲突过错责任能够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论消费者权之法律边界

消费者权的行使可能会损害经营者的经营自由,权利冲突意味着权利的限制与边界,确立消费者权法律边界的理论依据主要有权利冲突理论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过错责任是消费者权利与经营者经济自由平衡保护的重要机制,特殊消费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时,也应遵循法益衡量规则。     

权利冲突是伪命题吗?--与郝铁川教授商榷

权利冲突不是伪命题。权利边界构造手段失灵,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存在紧张关系,法律解释的非客观性导致权利冲突的必然性。     

浅析公民权利行使的冲突与边界——以“广场舞”现象为视角

社会发展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无疑是法治社会和法学家值得称幸的事情,但公民对权利探寻的欲望却使得公民对自己权利行使的方向日益模糊甚至产生自我创设新兴权利的现象。法律的滞后性是难以被克服的,公民在权利行使时,往往会逾越必要的权利行使边界而跳入他人繁杂的权利网中,导致种种权利行使冲突。近一段时间,"广场舞"现象矛盾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讨论,对此,笔者从"广场舞"权利行使角度进行切入,探析广场舞相关主体权利行使逾界而产生冲突的原因,从而对公民权利行使的边界加以论证并提出冲突的解决之道。     

司法视野中言论自由的边界——兼评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这是一个极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当前,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型媒体进一步升级换代,为公民提供了使用更为便捷、传播更为迅速、影响更为广泛、管理更为宽松的言论平台,公民的言论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但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意识相对淡化,与权利相关的权利边界意识远未形成,言论引发的权利冲突日益凸现。权利边界必然存在于相邻的权利之间。实践表明,言论自由的相邻权利主要是名誉权、隐私权及公共利益等权利类型,探讨言论自由的边界,关键问题在于解释言论自由与上述权利之间的合理边际,最大限度地保持权利之间的平衡。作者认为,相对于名誉权,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于言论的真实性;相对于隐私权,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于隐私本身是否涉及公共利益;相对于公共利益,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于是否存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作者拟从司法的角度,结合国内外的典型案例,探讨言论自由的上述边界。     

社会暴力的边界控制

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行为往往引发激烈的治理反弹。事实上,社会冲突的背后是社会权力的生长。在制度化不足的转型期,社会冲突有可能演化为社会暴力甚至犯罪,从而引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异化的维稳暴露了社会暴力行政控制的非理性。社会的生长本身并不简单依附国家力量,正相反,社会的力量本身成长于国家之外,并形成对国家的权力结构性约束。因此简单以政府来控制社会秩序的制度设计存在内在缺陷。而在政府转型中,应该积极向社会放权,并在法律可控的的条件下维持社会冲突妁边界控制。     

从史料看中印边界冲突前两国的战略决策——读《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

出于历史原因,中印边界至今遗留着很大面积的划界争议,这一方面是源自英国在南亚地区殖民统治时的政策影响,另一方面是印度妄图实现领土扩张,实施边界"前进政策"的结果。随着新中国建立并独立走上世界舞台,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和印度不断蚕食边界,妄图实现扩张的野心必然无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因为印度方面对整体态势和中国反应的错误判断,从而使其形成错误的战略决策,将两国间矛盾不断推向升级,最终造成两国交恶,在1962年爆发边界冲突。本文通过分析这段史料记载,对于了解双方战略决策的内容和过程形成对比认识。     

浅析中印关系中的边界因素

中印是亚洲相邻的两个大国，历史上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但近代由于殖民主义遗留的问题，两国就边界划分产生较大争议，并于1962年发生边境冲突。自此，两国的关系陷入低谷，后虽有所改善，两国的关系仍在曲折中发展。     

权利冲突论——一个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析

权利冲突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法律生活、司法实践之中 ,而权利冲突本身却是一个尚未被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国内法学界仅有几篇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初步地讨论权利冲突的概念、原因及解决等几个相关问题来澄清人们对权利冲突的认识。     

论经济法运行的边界——基于法社会学的分析进路

如果将经济法的运行置于整个社会场景下,道德、科技以及市场自发规则都是决定经济法运行的社会事实,由于经济法是回应型法,那么经济法行为运行的边界也应当因它们而定。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经济法运行的边界,可得出的几点启示是:经济法运行的目的范围应包括促导其他机制功用的充分发挥;经济法介入经济生活的时机不宜超前;经济法边界应当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各种机制之间可平滑过渡和适时替代;对经济法行为边界的限制不是对小政府的强调,而是对责权一致的践行等等。     

关于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几点历史启示

作为战后独立的两个亚洲邻国,中国和印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一个友好到交恶的变化过程。1962年的边界战争更是成为了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本文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中印两国当时的战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归纳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几点历史启示。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初探

非洲联盟的建立是后冷战时期非洲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非洲大陆本身面临的危机和冲突所作选择的结果。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有效处理地区危机和冲突的集体安全和预警机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首先分析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建立、性质、目标、职能、权力和机构设置 ,进而剖析了其与国家主权、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 ,认为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建立是国家主权让渡的一种结果 ,它与联合国安理会之间存在内在的协调。     

国际法视角下的中印边界争议探析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围绕边界问题,中印之间出现严重分歧,并于1962年发生边界武装冲突。本文从中印边界现状入手,阐述了中印边界争议的由来,梳理分析了双方存在的争议焦点,为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建议。     

金融监管边界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

金融市场自由的相对性隐含了金融监管相对性的结论,正当的金融监管必须是有限度的监管。通过法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解读金融监管边界限定的理论基础,考量金融监管边界的限定依据,无疑可以为金融监管合理边界的确定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的应如何定罪

一、基本案情2010年3月28日上午,何某飞和同校学生张某月发生言语冲突,双方约定在学校操场解决纠纷。下午3时,张某月邀集同学刘某涵、徐某翔等十多人先到学校操场,几分钟后,何某飞也带着老乡赵某、张某等十多人到来。两人在谁先道歉的问题上又发生言语冲突。     

论公权力的边界

公权力的边界包括权力与权力的边界及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两种情形.确定公权力边界的前提是明确每一类公权力及与其相邻的权力及权利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根据权力与权利的不同属性来确定公权力的边界.公权力越界是一种客观现象,这种越界行为的产生既有公权力内在的原因,也有公权力以外的原因.遏制公权力越界需要建立分权与制衡的权力运行模式...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行政权的边界意识及其法律培植研究

行政权边界意识以哲学上的意识和边界意识为认识前提,以行政权本身为成立和运行载体,由行政权的执行者在头脑中形成与刻意.行政权边界意识的主要范畴主要包括：行政权与公民权的边界意识、行政权与共同公权力的边界意识、行政权的时空边界意识、行政责任与社会责任的边界意识.行政权边界意识的观念提升,宪法、法律以及判例对行政权与公民权边界的明确,公民权利意识对行政权边界意识的反致作用,是行政权与公民权边界意识的法律培植.而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边界意识以各自的权限为基本意识架构,在责任上,禁止行政责任之社会责任化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