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司法判例情理表达的方式——以《刑案汇览》中裁判依据的选取为视角

司法过程以案件事实与裁判依据的确定为核心。中国传统司法也不例外。《刑案汇览》所载案例,真实反映了当时司法裁判依据的选取过程,而这也是案件审理中最需解决的问题。面对不同的案件事实,司法官员往往面临着三种情况:有明确的律例、有含糊不确定的律例、律例无文。对此,司法官员采用比附、类比、解释、综合论证等各种司法方法,选取并确定最适合本案的裁判依据。而这一过程所依据的就是案件所涉的情理,以达到"情法两平"。这早已不是一个机械的、形式逻辑的简单思考过程,而是一个体现了实质正义要求、富有实质逻辑思考、同时也体现了形式逻辑综合性的推理过程。这一过程中司法方法的运用,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司法判例情理表达的方式。     

清代的立继规则与州县审理——以宝坻县刑房档为线索

宝坻县档中的争继案件反映出,民间立继和县衙审理都遵循着"长房次子"、"立继人拨产给亲支近房"等规则。这些规则在国法中没有,但已经是民间和州县官吏的共识。另外,葬祭仪式规定着哪些人有资格入继和入继应有哪些程序性的行为,因此,葬祭仪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立继规则。从立继事件及其县衙审理来看,清代州县审理并不仅仅依靠国法,而且是围绕着规则作出裁决,而"情理"则往往是规则的笼统表述。     

法证科学领域的决策

随着法证DNA证据以及它所适用的概率模型日益凸显,反映了传统法证科学的局限性,并使人们对法证科学领域的决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焦点集中在对结论的解读方式和实际运用。分析表明,科学证据的本质不是绝对性或确定性的,而是概率性的;同时,事实审判者需要基于这些概率性的证据对事实作出明确的决定。因此,对于法证科学领域的决策,应当是专家在一系列归纳得出的特定假设基础上,就研究结果的概率进行恰当的报告,由事实审判者承担对概率作出决断的任务。     

民事案件审理中情与法冲突的利益衡量

情与法冲突案件具有普遍性,由于司法方法的缺失,审理此类案件存在较大困难。利益衡量是解决民事案件中情法冲突最为重要且有效的司法方法。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利益衡量的操作规则为实质判断加法律依据。实质判断的抽象标准是情理,现实标准则是利益的位阶;寻找法律依据的路径是法条的灵活适用、法律的解释、法律原则的运用等。     

明清时期田宅相邻关系研究

在明清时期,虽然国家法律没有规定田宅相邻关系如何调整,但是,地方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情理对此类纠纷作出判决。这些判决所体现的处理纠纷的原则、理念竟然与当代物权法不谋而合,可见情理与法律制定的理念是相通的。     

试析日本刑事诉讼中的预断排除原则

试析日本刑事诉讼中的预断排除原则西南政法大学莫丹谊预断排除原则是在直接审理原则和公判中心主义之下的诉讼程序中，保障公正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所谓预断排除，指法官（审判者）在开庭审理之前以及审理之际不应当对案件有某种偏见或先入为主的诉讼原则。公正审判，无...     

地方规章违法审查权应由谁行使?

对于地方规章的违法审查权应由谁行使,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由审理行政案件的法院(以下称审理法院)行使。其主要理由是,行政诉讼的标的即行政决定往往是根据某一地方规章作出的,审理法院受理某一具体的行政案件并将参照据以作出行政决定的地方规章对该案进行审理,因此,审理法院对行政规章是否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能够及时发现问题。     

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方式的分析和建议

我国目前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程序为一裁二审制。即:劳动争议发生后,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并作出裁决后,对该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经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裁判后,对该裁判不服的,在法定期限内上诉于二审人民法院,经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裁判后,劳动争议纠纷才能最终得到解决。笔者认为目前这种处理方式至少有以下明显的弊端: 一、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缺乏足够的法理依据和法     

论程序公正

公正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上一个永恒的论题 ,一般公正只是通过程序公正才能最终实现。程序公正的必备要素含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强化、确信真实的定案依据和审判者中立。     

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制约因素与完善

在宪法与其他法律明确规定,相关文件高度强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实践中却呈现出另一番局面。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的现象依然严重,审判者面临来自其他机关、上级法院、本院领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审判权独立的核心要义在于确保审理者裁判和裁判者负责。本文在厘清审判权独立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实践中影响审判权独立的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如何保障审理者裁判和裁判者负责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国际法在非洲国家国内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法在国内法中的地位问题对致力于宪政改革的非洲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理论上存在着分歧。在实践中,各国通常采用采纳或转化方式使国际法在国内法院中得以适用。非洲国家在实践中主要遵循了英国和法国的做法。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了国际法在国内法中的地位,而且还规定国内法院在对宪法或其他法律进行解释时,要利用或考虑到国际法。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不愿将国际法直接纳入到它们的宪法中。不过,即使宪法中没有规定国际法地位的非洲国家,它们的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常会参照有关国际法的规定。     

航空器上法律事实与行为法律适用问题比较研究

航空法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部门,既包括公法又包括私法,既包括国际法又包括国内法.航空器高速飞行和跨界运输的特点,加之各国航空运输领域民事责任立法之间的歧异,不免引发国际航空运输有关法律关系的法律冲突.华沙公约体系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仅仅调整航空运输责任,大量案件的处理需要由冲突规范指引.受海商法的影响,航空法中的国旗国法原则逐渐被各国实践及公约所接受,但是,与船舶主要航行在无主权存在的海域航行不同,飞机主要在主权国家的上空,所以航空器上的事实与行为能在多大范围内适用国旗国法原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从国际私法层面对航空器上发生的事实与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中的国旗国法原则及例外作初步探讨.     

民法典的实施与民事审判方式的再调整

民法典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充实和完善的实体法根据。基于民事审判方式在民事审判程序运行中的特殊地位,民事审判方式也应为民法典的实施作出相应调整。我国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是在较长时期实体法缺失或很不完善的法制环境下的产物,由此也就形成了虽追求纠纷解决结果,但却不在意深究请求权基础和法律推理逻辑的"散点式审判方式"。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自洽的实体权利义务根据,为法律审判的"三段论"推理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民法典实施的强大社会"气场"也必将有利地驱动民事审判方式再次进行调整,转向以明确原告实体请求权有无为中心的"聚焦式审判方式"。这种转向使得整个民事审判过程将始终围绕着实体请求权基础、请求权要件事实展开审判活动,从而实现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有效贯通和对接。使得以实体请求权及要件事实为中心的聚焦式审判能够更精确、细致地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并催生更具技术操作规范的"要件审判法",从而能够更有效率地解决纠纷,让人们真切地感知到个案解决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大国际私法观"辩正

大国际私法观缺乏学科学理论的支持,对其所负任务的认识也不够清晰科学.国际私法的范围应当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加以确定.当前,国际私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在涉外民商事交往中或在处理涉外民商事争议时所出现的法律问题,因此,它的范围应当从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过程加以判断和确定.我国传统大国际私法观所包含的内容也应据此作出相应的修正.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认识论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追求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之一。认识活动是判决的基础 ,构成了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 ,其中在审判阶段进行的证明活动的就是通过举证、辩论达到说服裁判者使之形成特定认识的活动。证据法的另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价值及其平衡、选择理论。本文批驳了贬低诉讼中认识活动的意义和将认识论摈除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 ,对于证据规则的工具价值进行了正面阐述 ,并对于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的概念进行了诠解 ,同时提出了证据法价值的多元论观点 ,指出对于存在冲突的法律价值应依特定的标准进行权衡和选择。     

Tort Law for Cynics

Tort scholars have in recent years defended a ‘traditional’ or ‘idealist’ view of tort law. In the context of negligence this implies that the holder of a duty of care must make an effort not to violate that duty. Idealists contrast this with a ‘cynical’ view that having a duty of care implies a legal requirement to pay damages for breach of that duty. This article defends the cynical view, arguing that it easily explains doctrines supposedly only explicable from an idealist perspective, and that many aspects of tort law are hard to reconcile with idealism. Empirical constraints often make idealism, even if it were desirable, unattainable, and cynicism is therefore the more honest view.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dealism is often undesirable, having costs, both pecuniary and non‐pecuniary, which are often ignored, and that therefore it is sometimes better if certain torts take place (and are compensated) than if they do not happen.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

公私法的划分是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回顾了公私法划分的历史 ,评析了学者们关于公私法划分的根据 ,对公私法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公私法的划分是法的内在结构问题 ,划分公私法的直接根据是法律调整的不同方法 ,而法律调整的方法 ,基本上或主要地决定于法律调整的对象。明确这一问题 ,有利于澄清长期困扰法理学界的一些重要问题 ,以便根据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和实际生活的需要 ,选择最佳的法律调整方法 ,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English Matrimonial Law on the Eve of Reform (1828–57)

The ecclesiastical courts, which until 1857 administered English matrimonial law, could not dissolve marriages, but they had important powers, including the power to decree a permanent separation, to order payment of alimony, to make an order for restitution of conjugal rights, and to annul a marriage on certain restricted grounds. The work of these courts deserves attention: though the amount of litigation was, by later standards, comparatively small, this is not a reliable indication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law was slight; moreover, the ecclesiastical courts often showed considerable sympathy with the interests of women, inclining to some extent in their favour on several important points of law and practice.     

Lesser-included offenses

The positions taken by prosecutors and defense lawyers on proposed jury instructions on lesser-included offenses provide evidence that juries do not follow the law strictly. This paper develops a simple model of expected utility to predict how jurors make their decisions. The model explains a stylized fact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idea that juries always follow the law, namely why prosecutors often object to giving the jury the option of a lesser-included offense. We use the model to evaluate the law concerning jury instructions on primary and lesser-included offen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