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如何实现公共理性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来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论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个体因各自不同的判断负担,就何谓善、何谓正当乃至正义的观念以及在具体情境下该如何行为的决断上,其形成的理性多样且无穷。法律的理性则是国家在各个专门领域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由此确定的若干价值目标及相应路径选择,通过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由于法律的集体主义性质和创制方式,法律的理性有限,不可避免地与个体多样、无穷的理性发生碰撞。故二者的冲突一直存在,如何协调?在关乎宪法性的根本问题和基本正义方面,个体理性应服从法律的公共理性,同时也应为个体理性质疑法律公共理性提供公开的途径,以检验法律的公共理性。此外,协调二者冲突的现实性在于:在个体理性的内外限制以及平等原则的运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效果,这大大缓解了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而确立制度上的博弈空间乃为协调二者冲突的持久之道。     

理性的消隐：当下爱情小说的后现代状况

革命、民族、国家，这些现代性话语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一直以理性的名义塑造着爱情。表现在小说中，就是理性压抑着激情。当下的爱情小说“事后性”地展示看现代性理性压抑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一种后现代状况正在出现，即现代性理性趋于消解。这种消解不仅表现在价值观上对理性的嘲弄，而且通过对过去爱情叙事话语的“戏拟”，在话语层面对渗透在爱情里的现代性话语系统进行了彻底揭示和颠覆。同时多元化的价值趋向开始出现，一些边缘化的价值观走上前台。     

论公众参与下的专家理性

公众参与在社会领域的升华,被称为"新公共运动",对于公众而言,参与的有效性还有赖于政府和公众之外的力量介入,否则就会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全面劣势,甚至丧失博弈资格或者沦为无序"参与"的乌合之众。在公众参与之下的专家理性如何很好地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制度的设计,否则,公众理性有被专家理性淹没的危险,而专家理性也有被政府收买的可能。本文在对专家理性、政府决策、公众参与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刑法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刑法理论自启蒙以来,经历过两次深刻的危机。第一次危机以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交锋为表现形式,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刑法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第二次危机突出表现为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全面颠覆。通过对两次理论危机的梳理,作者初步探讨了不同时期刑法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表现及其产生的理论根源,指出刑法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刑法理论内部现代性因素特别是理性因素矛盾运动的结果。     

立法中的“数字理性”问题研究

立法中的数字理性强调以理性之态度对待立法文本中的数字，包括对立法数字的规律性认知与合理性评判，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理性意涵的现代性转变、数字在现代立法中日益重要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数字理性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具工具意义与价值意义。在认知立法数字的规律时，主要有语言解释、历史解释解析了其演变轨迹、文化解释三种路径，而对立法数字合理性的评判包括必要性论证和适当性解析两方面。     

浅析政治理性与政治智慧

政治理性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结合体。毕竟,政治理性作为文明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体现,它是发展民主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志,是评价现代社会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真知灼见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富有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永恒价值理念。     

浅析政治理陛与政治智慧

政治理性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的辨证结合体.毕竟,政治理性作为文明的现代社会的重要体现,它是发展民主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志,是评价现代社会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真知灼见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富有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永恒价值理念.     

公共领域的价值基础——兼评江宜桦的《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

“公共领域”是现阶段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同时公共领域对政治社会民主化和公民意识提高的推动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本文通过对江宜桦教授“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一文的评论讨论了什么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应该是谁；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公共领域理性沟通的条件等等。并通过分析得出无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如何的多元，其道德基础都是“善”和“正义”，这也就是“公共领域”的价值基础。     

教师教育改革:一项道德领导事业

秉持科学理性、遵循公共理性是教师教育改革道德正当性的重要基石。虽然揭示教师教育内在规律和在改革中彰显公共理性并非易事,但是,教师教育改革只有深入探索教师教育规律、加强民主决策制度建设并对可能产生的改革阻抗及其风险保持警醒,才有可能从道德困境中突围。弘扬科学理性、凝聚价值共识并恪守道德领导是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狄骥对现代公法理论的重构——从主权到公共服务

狄骥提出了现代公法的重要命题,认为现代国家职能已经发生或者应当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主权的统治到为公众服务。狄骥细致地分析这一变迁的理论前提和表现,探讨这一理念的变化对公法体系,尤其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的深远影响;但由于狄骥仍立足于现代性浪潮中,对其理论重构过程也只是批判性地继受的过程。     

构建学习型政府的价值取向及其路径选择

学习型政府是“以人为本”、“以学习为基础”、“以强化公共服务”为特征的民主政府,而构建学习型政府则正是对学习型政府中的“人本价值”、“学习价值”、“服务价值”和民主价值的追求和索取。因此,要实现学习型政府的公共价值,就必须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和建议,以加快构建学习型政府的实践进程。     

危险驾驶罪的理论错位与现实危险

刑法中没有必要规定危险驾驶罪。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是后现代的背景,前现代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在后现代背景下为反思现代性而提出的风险社会的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不能以风险社会作为论证危险驾驶罪合理性的根据。并非以科学的方法获得的民意不能成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民意基础。行政权重效率,司法权重公正,以刑罚方式惩治多发但危害不大的危险驾驶行为反而不利于遏制该种行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后存在着很多难题并会带来很多弊端,无法产生期望中的社会效果。     

网络对民主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在政治领域的广泛运用,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在网络时代,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引导公众有序利用网络参与政治,使民主朝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发展。     

完善公务员考核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人类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选择,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公务员考核机制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对提升公务员队伍的要求,需要从以下方面推动公务员考核机制的完善:完善考核体系,注重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完善考核等次,对考核结果合理划分等级;完善考核程序,实现考核公正、公平;合理使用考核结果,发挥考核激励功能。     

法治维度下基层维稳机制理性建构的路径探析简

法治是实现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理性建构的制度保障.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公正司法等法治维度下的基层维稳机制应成为其理性运行的内在制度逻辑.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基础看,法治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维稳能力;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条件看,法治有利于有效引导公众的维权行为;从理性建构基层维稳机制的保障看,法治有利于有效约束基层政府的维稳权力.     

现代性、经济法理念与经济法治——科学发展观语境下的解析与重塑

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时代意识、理性、进步观念和反思精神,现代性运动的历史变革引起了经济法及其理念的勃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引起市场经济现代性的进一步嬗变,促使了经济法理念的张扬。在市场经济现代性追求和变革的背景下推进中国经济法治进程,就要以现代经济法理念为指导,培育民众,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法治信仰,奠定经济法治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提高经济法律的运用水平,促进良好的经济法治秩序的形成。     

A Commonwealth of laws: at 60 and beyond

This piece considers decisions of the Commonwealth Caribbean where applicants have sought to challenge the economic rational or commercial decision of government in enacting legislation without expressly saying so. The courts have consider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parliament can legislate a reduction of salaries of public servants and privatize aspects of the public service. In the main, the courts in the Commonwealth Caribbean have been able to deal with the legal issue raised without opining o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legislation passed by parliament.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论

以市场经济为制度维度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构建,是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新架构.它必须在一定的内源和外源动力和动力机制下,以继承和移植为途径,以演化为模式.同样,现代性并不排斥中国特色.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将是表征和彰显现代文明、法治、公正和权利的监狱制度.     

Foucault's Expulsion of Law: Toward a Retrieval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re is an important sense in which Foucault gets law wrong—that the pursuit of Foucault's own objectives ha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inhibiting a fruitful interrogation of the place of law in modernity. His immediate concern was with the emergence of distinctive manifestations of modern power that constitute a new configuration,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his account of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f modernity was his expulsion of law from modernity. This "expulsion of law" is found in his metahistorical thesis that law constituted the primary form of power in the premodern era, and that although law lingers on in the doctrine of sovereignty, it is supplanted by discipline and government as the key embodiments of modernity.
The essay proposes an exercise in retrieval, a "retrieval of law," to recuperate much in Foucault's thought that is suggestive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law's rol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 society. It rejects Foucault's opposition of law and discipline and makes use of his treatment of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ality toward that end. It argues that a more adequate grasp of the place of law in modernity can be developed by establishing that law and discipline are complementary and characteristically combine in the ubiquitous presence of regulation as the mark of the modem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