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行医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探讨

97刑法增设非法行医罪,对于规范国家医疗卫生秩序、打击非法行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刑法对非法行医罪只作了抽象性的规定而缺乏可操作性,司法机关在对该罪的法律适用上存在较大的难度,同时,理论上对非法行医罪的界定也存在诸多争议。本文探讨了非法行医罪构成要件的理论分歧,并对非法行医达到＂情节严重＂的界定和非法行医罪中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认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干问题研究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中的“组织”，只要求将一定的人加以安排而使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即可．不需要对象达到3人以上．对自己的亲属等人加以组织也可以按照该罪处理。在评定某人是否这里所说的“残疾人”的时候，应参照《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试用）》进行判断。该罪的暴力要求是针对特定人的身体实施的伤害、殴打等危害特定人的人身安全．但不是故意重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的行为。这里的胁迫的内容为对方本人或者亲属的生命、自由、名誉或财产将受到侵害。乞讨，是指向他人乞求、讨要一定财产利益的行为．具体表现形式多样。     

论我国刑法中故意杀人罪的几个问题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一种最严重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故意杀人罪是较为复杂的罪种之—。对之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讨,将有助于司法实践中正确地定罪量刑提高办案质量。 一、间接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界限 二者区别的关键是故意的内容不同。间接故意杀人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剥夺他人的生命,且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即具有杀人的故意,故意伤害致     

复数法益下的被害人同意——“优势法益说”之提倡

在构成要件的保护对象是复数法益时，被害人同意的出罪功能受到限制。以往的“选择性理论”和“累积性理论”不能妥当地说明同意在复数法益下的出罪效果。将复数法益“单一化”处理，也不是圆满的解决方案。应该根据刑事政策和立法选择来确定复数法益中的“优势法益”，只有当有效的同意指向“优势法益”时，同意才能排除整个构成要件的不法。     

复数法益下的被害人同意——"优势法益说"之提倡

在构成要件的保护对象是复数法益时.被害人同意的出罪功能受到限制.以往的"选择性理论"和"累积性理论"不能妥当地说明同意在复数法益下的出罪效果.将复数法益"单一化"处理,也不是圆满的解决方案.应该根据刑事政策和立法选择来确定复数法益中的"优势法益",只有当有效的同意指向"优势法益"时,同意才能排除整个构成要件的不法.     

论意志决定自由的刑法保护——胁迫、强制行为的犯罪化思考

对侵害“意志决定自由”的严重危害行为予以放任,是刑事法网的一处漏洞,为了保护自由法益的内在层面,应当增设胁迫罪和强制罪,这既符合罪刑均衡原则,也利于推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理念。我国在强制罪、胁迫罪立法方案上,应单设普通犯罪构成而不设加重犯罪构成。     

丈夫可以对妻子构成强奸罪

我国《刑法》第 3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通常所讲的罪刑法定原则 ,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问题是“明文规定”究竟有无一个表述的标准 ?要到什么程度才叫“明文规定” ?强奸罪的构成条件指的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应属一般主体 ,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受其犯罪特性的限制 ,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在性别上只能由男子构成 ,如果妇女构成该罪的共同犯…     

杀人取财行为定性研究

杀人取财行为如何定性一直困扰着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这其中涉及的财产犯罪与人身犯罪的交织是造成这种行为定性复杂的根本原因。本文以罪数、吸收犯、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别和抢劫罪中的暴力等理论为分析工具,同时以取财故意的产生时间为标准对杀人取财行为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划分,并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最后得出以取财故意的产生与被害人死亡的"时间差"作为对杀人取财行为定性的根本依据的结论。     

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界定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法益是社会的公共安全,侵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是否危害到公共安全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公共安全＂的理解还有诸多不足,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甚大,我国刑法规定公共安全的内涵可简单概括为＂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行贿者，一律惩处还是网开一面

在刑法上，行贿与受贿是一种共同犯罪，正像一个连体儿一样，这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彼此不可分离。但两者的行为方式不一样，故此刑法上又称之为对合犯。对合犯有多种形式，有的被规定为一罪，如买卖枪支弹药罪、重婚罪、出售、购买假币罪，不管双方行为人的行为表现形式有何不同，在法律上都是作为一罪加以规定的，这种现象被称为法律上的共同犯罪，     

论强奸罪的重构——从强奸罪的对象反思强奸罪的重构

强奸,是指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进行性交,或者采用任何手段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性交的行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性侵犯案例越来越多,根据刑法的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如此一来,上述三种性侵犯都不能以＂强奸罪＂论处,取而代之的是猥亵罪、侮辱罪等比＂强奸罪＂刑罚力度较轻的罪名。因此,将强奸罪的主体与对象扩充至一般主体是极为必要的。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完善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醉驾＂、＂飙车＂行为以危险驾驶罪入刑。鉴于民众甚至司法人员对该罪的认识上和操作中均存在不少亟待澄清和回应的问题,诸如该罪立法理念上与刑法谦抑性是否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何认识和处理该罪中＂罪过倒挂＂问题？如何理解和适用该罪的追诉时效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该罪的行为方式过窄的问题？通过对以上诸问题进行阐释进而提出了完善相关立法的构想及其路径。     

浅析散发招嫖卡片行为的定性

本文对"业内"常见散发招嫖卡片行为进行分类,区分散发招嫖卡片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严格区分对此类行为的法律适用,精准定性、精确适法。     

“扒窃”在立法论与解释论上的展开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入盗窃罪。在立法论上,从犯罪定义学的角度可能挖掘＂扒窃行为入罪＂这种犯罪定义的合理性在于：一者扒窃属异化了的＂数额勿论＂的盗窃;二者现行盗窃立法规格在扒窃型盗窃罪惩治上的无效益导致的立法者追加刑罚资源投入。在解释论上,扒窃行为入罪没有超越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化不法行为的法律形象。本文对扒窃型盗窃罪的＂扒窃之着手、既遂＂、＂多次、数额、携带凶器与扒窃的关系＂提出理论上的解决方案,以期有助于司法实务上对扒窃型盗窃罪与普通盗窃罪的罪刑均衡。     

刑法竞合论

我国刑法未对各种罪数形态本身作出规定,只对数罪并罚制度作出了规定,因而罪数理论是对刑法规定的犯罪现象的某种理论概括。刑法中真正属于罪数论的只有想像竞合、法条竞合和实质竞合三种,且完全可以在刑法竞合论的框架内加以讨论。法条竞合属于行为单数而法律复数的情形,其处理应依法条竞合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想像竞合,通常分为同种类的想像竞合与异种类的想像竞合。在我国对于同种类的想像竞合并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在量刑上对同种类的想像竞合比单一罪应从重处罚。想像竞合与法条竞合关系复杂,区分两者应从事实与法律的关系入手。实质竞合,是指实质的数罪。它一般分为并罚的数罪与非并罚的数罪。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牵连犯的处罚规定不一,因此,将牵连犯作为实质竞合的一种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简论环境犯罪“按日计罪”制度的借鉴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律的致命缺陷,也是我国特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立环境行政违法＂按日计罚＂制度和环境犯罪＂按日计罪＂制度是弥补此法律缺陷和遏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当今世界有少数国家通过立法对环境犯罪＂按日计罪＂制度作了明确规定,美国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尽管环境犯罪＂按日计罪＂制度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有颇多冲突,但是我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借鉴环境犯罪＂按日计罪＂制度。     

结合案例浅论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一般来说,二罪并不难区分,但当碰到故意杀人未遂造成伤害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两种情况时,二罪易产生混淆.要把握二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内容.如果行为人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伤害他人健康的故意,即使客观上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以故意伤害罪致死认定；如果行为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为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也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伤害还是杀人,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案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作案的手段、使用的工具、打击的部位、强度、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行为人作案前后的表现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本文结合具体案例简要探讨了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事后受财”立法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事后受财行为属于官吏赃罪的范畴,唐律最早明确了事后受财行为的性质、处罚,宋元明清的法律继承了唐律的立法思想,对事后受财的惩戒严密而完备。本文对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事后受财法律进行了考察,在挖掘本土法律资源的基础上,对事后受财的立法特点进行了总结。     

生命法学研究略论

生命法学是研究生命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部门法学。其核心是生命关系的法律调节理论。关于生命关系的探讨、立法及司法实践，古已有之、广亦有之。当代以前的生命关系法律调节基本停留在保卫生命与健康的水平上，当代则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开始进入“创生”的高度，从而使得生命法学的研究领域有突变性的拓展     

事后行为出罪的法理依据及判断标准

事后行为出罪的实质是将符合犯罪成立条件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论证其法理依据的现有理论学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将刑事责任实现理论作为事后行为出罪的法理依据,能保证刑法理论间的自洽性和应用上的普适性,符合刑事司法的一般规律且不会强人所难,具有合理性。刑事责任实现即特定行为所产生的刑事不利影响在法律意义上得到化解,以社会秩序修复和刑法规范确证为基本标准。具体而言,在有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刑事责任实现以被害人利益弥补和法益损害预防为具体标准;在无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刑事责任实现的判断标准是法益损害的谴责。当前,限制刑事责任实现理论的出罪范围,具有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