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行政视阈下行政程序的革新

在我国社会转型实践中,全景式的公私合作治理图景正在逐步生成。传统行政程序在现实中面临着切实挑战,一是公私主体之间对抗色彩的日渐式微;二是行政程序调整范围的渐次拓展;三是行政主体间封闭结构的整体性突破。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应完善行政程序,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一是坚持构建伙伴化的主体结构关系;二是凸显交往理性化的程序过程;三是拥抱兼容化的程序多元价值。在关照我国行政实践基础之上,探索合作行政程序的革新路径,是合作行政发展的应然之道,也是当下合作治理模式应该直面的现实境况。     

依法行政理念在行政契约中的贯彻

由于行政生态与行政主客观环境之巨幅改变,造成传统单方高权之行政行为,不再能够只凭其执行力即可畅通无阻并期待其能解决所有之法律纷争案件,从而以"民众参与"、"对等协商"、"弹性灵活手段"为诉求之行政契约即能广泛于各行政领域中而受到重视。但是毕竟这种非传统式之行政行为,不论是功能或其与依法行政间,应如何取得有机之调和而不互相矛盾?本文在比较西方国家行政契约与依法行政的互动下,探讨我国的可能进路。     

论行政立法中对公民参与的有效吸纳

公民参与是法制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行政立法中落实公民参与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当前我国行政立法中存在着行政立法的动议权不对等、行政立法程序中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空间不足、行政立法过程中透明化程度不高、缺乏对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程序权利的赋予和行政立法主体程序义务的约束等问题。对此,采取明确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权利义务关系、构建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制度体系、将多中心治理引入行政立法等措施是在行政立法中有效吸纳公民参与的主要举措。     

新行政法与依宪行政

"新行政法"作为一种初步系统化的行政法学术意识,主要基于对传统行政法模式的反思而产生。这一学术进路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制度功能主义的论证,缺乏规范层面的解释与架构。"新行政法"的规范性诉求,在宪法学看来就是"依宪行政",即建构一种基于宪政民主的行政程序法体系,重塑宪法性的"政府—公民"关系框架。"依宪行政"是"新行政法"规范建构的合理方向,其容纳了传统的行政法治理论和新兴的行政民主理论,有利于在一种更加宽厚的宪法框架内拓展行政法治模式,探索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     

行政合同中的特权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运用合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是现代国家一个日渐增长的现象,尽管行政主体有时不得不利用命令方式完成行政任务,但很多时候,行政主体是用富有弹性的合同方式来代替生硬的命令完成行政任务。与其他行政行为相比,行政合同行为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将国家所要达到的行政管理目标固定化、法律化,并在合同中规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做既是为迎合现代、行政民主观念的更新———被管理方与管理方具有更趋平衡的…     

论行政立法中对公民誊与的有效吸纳

公民参与是法制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行政立法中落实公民参与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当权不对等、行政立法程序中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空间不足、行政立法过程中透明化程度不高、缺乏对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程序权利的赋予和行政立法主体程序义务的约束等问题.对此,采取明确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权利义务关系、构建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制度体系、将多中心治理引入行政立法等措施是在行政立法中有效吸纳公民参与的主要举措.     

行政受益权研究

行政法上的受益权是指行政相对人依法通过行政主体的作为和不作为而获得各种权利和利益的权利。它是积极国家、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相对人的最重要的权利。受益权与传统生存权之间是交叉关系。受益权的外延极其宽泛,而这主要取决于受益权是一种融合的权利。以受益权作为行政给付的现代权利基础,有利于扩大受益对象和授受范围,拓宽国家与政府义务范围,拓展积极国家理念,并有利于给付行政模式的建构。     

风险预防功能下行政黑名单列入程序的重构

行政黑名单具有失信惩戒和风险预防双重功能。现有行政黑名单列入程序的内核是传统行政程序，服务于失信惩戒。然而，风险预防与失信惩戒存在本质区别，具有独立性，与现有列入程序不兼容，故导致诸多问题，需要建构协商整改程序予以解决。协商整改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体现回应性规制、合作治理等原理。协商整改程序的主要内容为：适用于首次被列入行政黑名单，具有悔改意愿、不具备特定违法结果，且对列入行政黑名单决定无异议的信用主体。行政机关与信用主体沟通协商，以较弱的规制措施，换取信用主体的隐藏信息与合作。行政机关动态调整规制措施，并向第三人及公众提供参与机会。对于不能达成协议或是协议被撤销的，行政机关则以现有的列入程序兜底。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     

税务行政中的契约理念及其体现——以平等、协商为核心

税收的本质是人民与国家间的“契约”,而契约所蕴涵的平等、协商等理念正是我国当代税务行政中的稀缺品质。平等理念拓展了长期局限于纳税人间的传统平等观,将平等延伸至税务机关,重视实质平等。协商理念蕴涵双向交流与沟通之意,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意志表达的尊重倾向,也将为单一的权力行政手段增添活力与弹性。平等、协商理念对于提升纳税人主体地位、增进税收公平、改善征纳关系、实现高效行政都颇具现实意义。     

中国行政法律文化30年演变与发展

行政法律文化是行政法治的灵魂,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律文化,直接影响着该国行政法治的水平。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的行政法律文化正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嬗变过程中,即由权力本位逐步在走向权利本位;管理行政理念正在让渡服务行政理念;行政法治理念亦在渐渐取代行政人治理念,责任政府理念、民主政府理念、诚信政府理念等已成为民众的内心渴望和追求。现代行政法律文化逐步形成,并进一步繁荣、发展,推动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法治视野中的行政指导行为——论我国行政指导的合法性问题与法治化路径

行政指导是行政民主化潮流下日益广泛运用并逐渐类型化的一种现代行政管理行为方式,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基础薄弱、实务问题甚多、法治程度不高的重大行政现象,应当按照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本文透过依法行政理念的演进轨迹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和法学理论背景,并以实证研究方式结合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现实进一步讨论了行政指导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指导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并从观念更新、制度创新、完善立法、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推动行政指导法治化的完善路径和具体对策,期能为正在进行中的我国行政指导程序立法和制度建构提供参考。     

公民行政法主体性地位解读

我国公民在行政法上主体性地位很低,无论立法层面,还是执法层面,而这些又源于理论上对公民行政法主体性地位的关怀不足。所谓主体性是个人(主体)谋求自由、独立的自我意识,即获得法律、社会认可并受到尊重的权利能力资格。人的主体性使行政共同体有了元要素的基本构成,使行政共同体有了建构的可能性。公民行政法非主体性主要表现在:公民行政法"相对人"的称谓;实践上公民与行政主体地位不平等性;公务员不是行政主体。公民行政法主体性地位的完善包括两方面:一是与行政机关成为一体即作为行政共同体中的一员;二是与行政机关成为一体即公务员成为行政主体。     

行政调解制度之比较法启示

行政调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作为一种"东方经验"在我国有近千年的历史。从比较法观察,强化诉讼外调解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以日本ADR为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西方行政法上得以广泛适用。本文对国内外行政调解相关制度进行了考察分析和比较,以期促进行政调解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论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基于对行政程序底线伦理的探索

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是在行政程序价值观念内在转向过程中对程序自身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索,其实质是行政程序底线伦理的抽象化表述,即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是人们对于行政程序合法性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作为行政程序的底线伦理,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体现的是在交涉性基础上对人的主体性的认知和尊重,其目标指向是人的主体性的张扬。体现内在价值的最低限度的程序标准包括透明性、稳定性、非强制性、可接受性、可辩驳性、可预期性。作为行政程序底线伦理的内在价值观念,其提出的意义在于在生机勃勃、千变万化的社会实践领域为中国的法律现代化特别是行政法治化促发了一种现实的制度构建模式,即制度先行主义下的法治行政程序构建模式。     

我国行政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奖励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成为我国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实现政府职能任务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但是我国目前的行政奖励从立法到执行都存在着种种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授益行政行为性质辨析

授益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行政作为方式 ,在现代行政中越来越显现它蕴含的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现代行政推崇授益行政行为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彰显了权利本位的行政法价值 ,满足了市民社会发展和现代公共行政改革的需要 ,实现了公益与私益的和谐统一 ,体现了广泛的公众参与性 ,凸显了现代政府行政的服务理念。     

论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行政民主化已成为现代政府改革的潮流。公众的行政参与对于提高行政管理质量和行政合法性都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公众参与的良性发展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要在注重克服公众参与的局限性同时,应积极引导和规范公众参与,从而追求有效的行政参与。     

行政任务的多元化与行政法的结构性变革

现代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城市化的推进,显著地引致了行政任务的扩展及其任务结构的转变。行政任务的数量、范围,以及内涵发生了变革性的扩张。传统行政法模式已然难以应景式地阐释和消解诸多现代性行政法问题。适应行政任务的多元化,现代行政的作用手段和组织形态因而呈现有别于传统的、多样化的特征。现代行政法因而面临结构性的变革,以回应社会发展对行政任务多元化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控制行政权取向的行政法学向行政任务取向的行政法学的转变,则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种趋势。     

中国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

近十五年来,府院互动活动在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开展,更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传统认知,促进了行政审判制度化解纠纷、支持与监督行政等功能的发挥,同时也存在运行规范性欠缺的问题。以审判为中心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观念引领下的个案处理型府院互动,旨在实现纠纷解决的司法目标。合法性底线论和行政过程论观念引领下的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旨在实现政策实施的司法目标。新时代行政诉讼府院互动的继续生长,既反映着人民法院对社会治理政策变迁的回应和优化司法环境的努力,也源于行政任务导向下司法功能适度拓展的需要。行政诉讼中府院互动积极功能的发挥,尚需从完善法解释适用、加强过程公开化和保障救济实效上完成法治建构,把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