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

我国封建社会，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与控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存在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往往忽略或者抹煞了社会个体与群体利益的多样性，和国家与社会的区别性，以致造成＂国家──社会＂一体化格局。这实际上是因袭了中国古代的＂国家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学界要对＂国家与法＂这一主题关注的同时，加强＂社会与法＂的研究，由此展望当代中国法治的新走向：法律由国家统治社会的工具变为保护社会的工具和社会自我保护的工具；由作为国家单向控制社会的工具，转到法成为国家与社会双重与双向控制的工具；由逐步实现法治国家，到最终形成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法治国有多种类型:从专制的法制国到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法的社会化多元化将消减国家法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转为国家法与社会自治规范的共治,最终使法与权力逐渐复归于社会.     

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国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是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表现形式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影响和渗透。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当下中国并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受多元经济利益、多种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并融入中国传统思想,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国家的强制执行力和社会的道义评价力调适、减缓和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是当下中国所需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     

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

本文在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三种典型的理论范式的基础上 ,理性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二元对立的关系范式的社会机理 ,探讨了这一近代法哲学分析范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 ,提出应当重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范式 ,建立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并将这种互动机制作为法治生成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实现我国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和自治、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监控、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法治整合。     

国家与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服从于社会，并要服务于社会。国家的经济职能及其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同一方向，这就要求在改革中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精简政府机构，规范政府职能。国家权力向社会逐步转移，也就是通过不断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实现公共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合理配置，逐步完善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和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创造社会能够收回国家权力的条件。这是机构改革中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出发点。现行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弊端及其危害表明，国家放权于社会，应是全方位的放权，主要包括：党放权于政；政放权于企；中央放权于地方；上级放权于基层     

村落视野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清末以降的花瑶社会生存状况考察

传统现代化理论认为,旧有传统是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全面兴起,国家权力将逐渐成为主宰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传统的力量与影响将最终消失。但对花瑶社会近百年来地方传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系统考察,却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在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面对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与侵入,地方传统并未全面瓦解和消失,而是依然在这一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文明延续中起着重要作用。     

权力制约与国家的产生

权力制约是否为国家权力运行的一条基本规律,是否与国家权力共生共存,法学界的看法尚不一致。本文拟从国家的产生过程中考察权力制约在构成国家权力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说明权力制约是国家权力系统赖以发挥系统整体功能正向运转的基因,离开了制约机制,就谈不到国家权力系统的形成,谈不到系统功能的发挥,它是一条政治规律。首先来探讨一下,人类在社会始初的相互制约关系吧!当然,这里的制约,还不是国家意义     

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以及中国民主转型

在分析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诸多路径中,公民社会以多元主义假设为基础,强调社会之于国家的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团主义则关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二者之间制度化通道的建立。较之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的路径选择从民主发生学、制度基础以及体制改革等方面与中国民主转型更为契合,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家与社会:权力控制的法理学思考

由于社会与国家的二重性，人类不得不面对既需要权力又怀疑权力的二难困境。法律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最高调整系统，运用法律维护市民社会的自律、自治与独立，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根据、范围、界限和程序，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整合，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问题。     

国家赔偿和《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法》的出台 ,是我国立法史上的重大进步 ,但在实施过程中有不完善的地方。修改和补充规范 ,使国家赔偿的范围、方式和程序更加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正确处理国家机关的权力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权利的关系 ,以保证权力的正确实施和权利的依法实现。     

国家·制度·法——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在经济学的视野下 ,博弈工具论证了代表法律制度强制力的政府的出现降低了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 ,从而使产权安排得到普遍的尊重 ,但政府并不是合约交易的前提 ,而是合约交易规模经济的结果。政府的出现也是一个交易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博弈模型的继续扩展和现实运用 ,有助于对政府的类型及政府机会主义进行剖析 ,从而推导出契约论宪法观及法治的内核及意义。     

刑法类型化概念与法治国原则之哲理——兼论开放的构成要件之存在根据

一、问题的提出 犯罪是符合刑法中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国家从大量的反社会行为中抽出一部分危害性严重的，作为法律上的犯罪类型加以规定成为当罚的行为，这种法律上的类型就是构成要件。因此，一般认为，构成要件就是指刑罚法规所规定的犯罪类型。构成要件作为刑法类型化概念与法治国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罪刑法定主义是构成要件产生的思想基础，构成要件则是贯彻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性工程和体现。有什么样的罪刑法定主义，就有什么样的构成要件类型。...     

国家责任法的性质

国家责任法调整国家之间的责任法律关系,涉及国际法的次级规则,具有独立性.与国内法上的责任制度不同,国家责任法是一种普遍性的单一责任制度,它不区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但国家责任不包含刑事责任,而在总体上与国内法上的民事责任相类似.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Law,the State,and the Dialectics of State Crime

Drawing on material from a study of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crime in six countries,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wo themes from Chambliss’s work: the debate between state-centred and more pluralistic views of law, and the “dialectic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tate crime. It argues for a more pluralistic approach to law than Chambliss and Seidman adopted in Law Order and Power, along with a broader approach to the definition of state crime as a form of deviant behaviour. Case studies from the civil society research illustrate how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organizations challenging state practices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n interplay between different forms of law. With some qualifications, we support Chambliss’s dialectical approach, and attempt to clarify just what the term “dialectical” means. Finally we bring together the two strands of the argument to propose an approach to state crime founded on “dialectical legal pluralism”.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中的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的有无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与传统法律援助制度相区别的主要标志。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人权保障制度 ,已经在许多国家的法律甚至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也被规定在一系列国际文件中。我国目前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但并未形成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向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方向发展的过程中 ,确立我国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尤显必要。     

“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

平衡与法存在必然的联系,平衡是法的本质要求,是法的价值内核,决定法的制定、法的内容、法的目的。本文从法的现象出发,从静态、动态、横向、纵向四个维度对法进行了综合阐述,论证了＂平衡＂反映法的最高规格,是法发展的最高状态。     

法律至上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是围绕法律而展开的多元主体公共参与的、以自由秩序为目的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中,虽不排除治理主体对法律之外的其他多元社会规范以及经由这些规范调整形成的多元社会秩序之依赖,但多元社会规范,是存在于法律调整射程内的;多元社会秩序,是统揽在法治秩序中的。因此,强调并坚持国家治理及其创新,就必须坚持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和宗旨。     

国家监察法立法的若干问题探讨

国家监察法是国家监督领域的基本法,属于宪法性法律.其调整的关系主要包括:国家监察机关与监察对象的关系、国家监察机关与人民代表机关的关系、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关系、国家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以及国家监察机关内部的关系.为了科学合理地调整这些关系,国家监察法应对国家监察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和监察手段、监察程序,以及对国家监察机关本身的监督、对国家监察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机制进行周密的设计和规范,以保证国家监察机关既有效行使反腐败职能,又防止其滥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