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实现与“有限侵害性”的社会权力——从贫困治理出发的思考

如何实现、保障和发展公民所拥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再继续局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框架。因为在当前,这一理论框架只是驱使研究者关注国家权力如何从社会中退出,关注国家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侵害,而忽视了对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特点的研究。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公民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中,也即对贫困的治理。     

平台视角中的社会信用治理及其法律规制

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逐渐走向平台化。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声誉为核心的信用治理在平台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商业平台而言,信用治理可以高效地管理平台上的生产和交易行为,减少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于政府平台而言,信用治理不仅可以减少执法成本,还可以促进国家内部权力的整合,并促使国家权力进一步向社会领域延伸。但是,由于缺乏有效规制,信用治理在商业领域存在着评价黑箱化、商业化和垄断化的公平性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信用治理在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政府内部权力整合、数据收集和使用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对此,法律规制应该以整体制度设计、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规制手段为导向,并从限制信用评价的适用范围、引入多元治理模式和培育国家数据能力等方面实现对信用治理的具体规制。     

社会组织与我国社会组织法制建设

2013年11月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我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单纯依靠国家管控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要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将社会组织立法重心由管理、控制转向培育、扶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大力扶持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承接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要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必须通过法制来规制社会组织与国家、民众的关系,划定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权利的边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分离又相互协作、相互推动的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

社会自治权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它是人民在将必要的权力交给国家后,由自己保留行使的权利。社会自治权之所以正当,其伦理基础在于自己具有决定自治事务的权利,是真正体现民主制度的要求和反映。现代法治国家,社会自治权的功能在于对抗国家公权对社会的挤压与侵蚀,与国家公权构成分离与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历史是一个国家公权强大、社会自治缺失的历史。重构中国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的法治系统,必须在政府自律的基础上,根据法治理念的指导,在宪法的框架内,改造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的关系,并以完善的司法运作保障社会自治权的行使,以抗衡国家公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不当干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法治的基石在社会

建设法治社会,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国家同法治社会是两个对应范畴,二者既有区别,又存在互补互动关系.国家法律主要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 法治社会并非简单地指以法管理社会或守法的社会,这只是法治社会的一部分内涵.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包括各社会组织的自主自治,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法治轨道上运转,社会力量在法治范围内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以及公民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符合法治精神.建成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法律和社会规范、社会公德约束自己和他人,并监督国家权力在宪法和法律轨道上运行.     

论一体建设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在于: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为基本方式,以培育法治信仰、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为突破口,以构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为重点,以形成多元融贯的规则体系为支撑,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从社会制约权力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对多数人暴政的预防

从历史角度来看,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完全防止恶行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存在张力,于是权力的制约一直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当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时,托克维尔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论题。其逻辑起点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完全分离。民主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对自由的威胁,因为运用权力的人民和权力所加的人民永远是不同一的,其结果是人民会压迫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这样极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的出现,其可怕之处在于它通过公共权威的措施而起作用。本文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高度发达自治的市民社会才能防御多数人暴政的出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政府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由原来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控制性管理方式向更有弹性的治理方式的转变,通过政府与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的联合来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为此,"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必然成为当代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运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在社会充满活力有又和谐有序中推进社会治理。     

浅析村民自治权

村民自治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赋予农民的一项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村民自治权既是宪法赋予广大村民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广大村民对村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力。作为"权利",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权利"的色彩;作为"权力",它带有典型的"社会权力"的性质。从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看,行使村民自治权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作为个体的村民和作为村民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权的类型也就包含了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村民自治是国家法律确定的村一级治理制度,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对于个体村民而言是权利,对于村民整体而言则是权力。     

论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作为一个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相区别的概念,法治社会命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法治化,并尤其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试图借助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来型构法治发展的动力基础。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状况,充分挖掘现有的社会力量,是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正确路径。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日益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并塑造出互联网社交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互联网社交的出现与发展孕育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力量,使社会逐渐获取了同国家对话并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可以从四个向度获得理解:互联网社交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的公民品格;互联网社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互联网社交构成了民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互联网社交提供了权力制约的社会手段。     

论市民社会的权利——对个人、社会、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应是一个与国家和个人相区别的独立主体,赋予它权利对保护个人权利、控制国家权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个人、社会、国家的基本关系出发,对市民社会的权利生成机制和基本原理及其具体类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另一个侧面讲,论述市民社会的权利并不是本文的终极价值,本文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论述社会权利生成的原理解析个人、社会、国家的互动关系。     

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国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是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表现形式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影响和渗透。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当下中国并非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受多元经济利益、多种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并融入中国传统思想,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国家的强制执行力和社会的道义评价力调适、减缓和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是当下中国所需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     

浅析村民自治权

村民自治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赋予农民的一项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村民自治权既是宪法赋予广大村民的一项民主权利，也是广大村民对村中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力。作为“权利”，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权利”的色彩；作为“权力”，它带有典型的“社会权力”的性质。从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看，行使村民自治权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作为个体的村民和作为村民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权的类型也就包含了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村民自治是国家法律确定的村一级治理制度，其中心就是以法律的权威赋予广大村民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对于个体村民而言是权利，对于村民整体而言则是权力。     

转型社会治理中的法律结构初探

一国社会治理中的法律结构本质上取决于该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对于这一关系有两种理论类型,一种是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模式,一种是市民社会高于国家的模式。它们相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分别是统治型和自治型,使用的手段分别以硬法和软法为主。实际上这两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有失偏颇,其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也都有其不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平衡和良性互动方是最佳选择,而在其指导下的"治理"模式也最为有效。这种模式下软硬法混合施治,形成一元多样的混合法结构,最能满足转型社会时期的现实需要。     

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部署。从加强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县域社区居委会当前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包括思想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配套,人员素质总体不高等。必须从充分认识县域社区居委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来解决"诸多的不适应"的问题。     

城市转型与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我国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发展经历了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的转变过程,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性、同质性向多样性和异质性转变。随着城市的转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姻家庭、族群之间的关系、社会整合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存在诸多问题。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城市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关键所在。论文结合田野个案资料,在分析城市转型的基础上,指出城市的社会治理需要从单一的、静态的向多元、动态和文化多元的理念转变;制度上的转变,即如何保障更多人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层面上的转变,需要建立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模式。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法治国有多种类型:从专制的法制国到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法的社会化多元化将消减国家法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转为国家法与社会自治规范的共治,最终使法与权力逐渐复归于社会.     

从权力到权利:算法治理的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日益介入社会生活中。我国对算法的治理刚刚起步,现有的算法治理模式并不能适应算法技术的发展。基于对我国算法治理现状和治理困境的分析,提出从权力到权利的算法治理路径,并借助“权利束”这一概念,从整体上对算法权利进行构思,以实现算法控制者和算法相对人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