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治理的规律性认识与法治化路径

信访及其治理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对其加强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法治意义、社会意义、理论意义。要深化规律性认识,信访治理的实质是人民性,信访活动具有必然性、阶段性、统筹性以及“双重性”。要以信访治理法治化为目标,着力推进信访基本制度立法化、公权力行使法定化、诉求受理程序化、事项办理合法化、信访秩序规范化、失职违法责任化等,这构建了信访治理法治化体系和路径。制定信访治理法具有现实可行性,要坚持策略性,正确处理基本制度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信访工作条例》与立法的关系。要以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确定信访治理的基本思路,全面总结提炼升华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访治理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信访法治化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信访制度是基于历史原因和现实需要而存在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信访和法治并不存在对立,信访制度受法律规范调整,同时,信访制度也推进了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相对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形势而言,信访法治化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主要论述了信访和民主、法治、司法的关系,以及对信访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浅谈社会治安管理理论的群众信访治理

信访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在过去和现实中都发挥着政治参与、权利救济、化解纠纷三大功能,在制度设计上能够满足中国社会治理的特殊需求。本文基于此对社会治安管理论的群众信访治理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我国涉诉信访制度的成因分析

我国涉诉信访制度的发展史是伴随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因此，对于形成原因的挖掘不仅要从现有司法因素的影响入手，更要从法治的历史延续以及变迁的角度深入。探究涉诉信访在截然相反的人治与法治的国家治理理念下的成因以及影响涉诉信访发展的现实环境原因，成为我们厘清涉诉信访问题及如何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     

信访潮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当代中国信访潮的出现是社会转型诱发城乡二元结构断裂、利益主体诉求多元以及社会矛盾激增的必然结果。信访量的急剧增加既无端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使社会治理模式与法治渐行渐远。信访“废除论”、“强化论”及“还原论”虽不乏合理因子，但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当下中国官民矛盾的乱局;信访“改造论”既坚守法治理想也顾全中国现实，是相对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信访底线作用的发挥，实际上是行政复议纠纷解决主果道地位修复、行政诉讼纠纷解决次果道地位巩固、行政调解纠纷解决分流功能激活的过程。信访潮的妥善消解，最终取决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改革途径

信访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和维护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形式。在我国转型时期,"信访洪峰"的出现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现行的信访制度已经出现了困境,对法治和公民民主权利的维护已显得力不从心。本文从信访制度的功能入手,解读了中国信访制度面临的困境,并寻求其改革出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主法治。     

信访的人治与法治分析

当今社会处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冲突呈现多发的态势,各类信访活动持续增长,信访制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旨在研究信访与法治的关系,即在法治视野中审视信访,在法治框架内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宪政视野下我国信访制度的变革

信访制度的兴衰存废对我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信访困境实际上是新社会经济转型期民主法治建设落后,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落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落后的一种集中体现。本文从宪政角度出发,简要的回顾了信访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类型,指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内因为人治缺失错位,外因是盲目与缺位,剖析信访制度权利属性和存在价值,重在提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之路在宏观上完善宪政体制,在中观上分解信访权,在微观上改革信访制度、建立机构、规范权利和义务。     

法理语境下的信访制度浅析

信访制度是我国一项源远流长的社会调控机制,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信访不仅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而且新时期的社会转型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利益纠纷,也要求我们时刻认真对待信访。本文在理顺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从现实和法理的角度分析信访制度的现状及所面临的困境,指出只有在法治建设的背景下,通过信访立法等制度保障才能使信访走出困境。同时信访制度的规范化,也必将促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信访制度功能的反思

信访制度近几年来明显滞后于我国的法治进程，其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应予以重视。完善信访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拟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信访制度的各项功能重新进行定位，探析其在当今宪政与法治框架下的适宜的功能，并且不断探索其完善路径，为信访制度功能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参考。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德法结合、“五治”融合、“未来社区”建设等内生型治理思想与实践,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Promoting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Following the Rule of Law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features of socialist 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concept of people’s democracy as providing important mechanisms of nation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democratic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as majority rul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emphasizes the universality and extensive range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but also has the natural value defects of democratic value itself. Therefore, we must organically combine democracy with the value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to build a well-defined governance order based on people’s democratic value. The whole process in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has really resolved the situation of people’s “absence” from many links of state power operation caused by over-emphasizing the election-democracy in the Western capitalist democratic system. Through the people’s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the state power oper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has been ensured to be always in the framework of people’s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is effectively realizes the people’s sovereignty an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claration that “all pow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belongs to the people,”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practice, we must bring it onto the rule of law, and use the rule of law philosophy and methods to reasonably and effectively resolve all kind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习近平法治思想要义解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法治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法治基本理论、法治推进方略、法治重大关系等三大理论板块。在基本理论板块,明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法治中国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在推进方略板块,明确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统筹推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专业力量和群众力量相融合,坚持抓关键少数和抓绝大多数相结合。在重大关系板块,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与法治、改革与法治、政策与法律、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维权与维稳等一系列关系的方法。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n Line with the Rule of Law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eld in 2012,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made a series of vital expositions on the promo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n line with the rule of law. The law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for governing a country, and the rule of law supports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process and capacity.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on all fronts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Comprehensive law-based governance in all areas should be promoted to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urthermore, law-based thinking and methods should be used to addres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in this modernization process.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为中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治体系现代化。而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解决行政争议的司法审查制度在整个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必将助力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推进。完善《行政诉讼法》的关键在于消除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制度性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称的司法审查制度。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论要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进程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坚韧行动意志,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精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明确作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两个划时代”的重大判断,深刻论述了法治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作用,悉心把握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国情条件,形成了思想深刻、内容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国家与法的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