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缔约过失制度的责任体系及司法现状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违反因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先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而给缔约相对人或与相对人有祸福与共关系的第三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其表现形式和存在状态多种多样,并由此组成一个庞杂的责任体系。该体系包括以调整阶级表现形式的纵向责任范畴和以具体存在形态为表现形式的横向责任范畴。本文在论述该责任体系纵、横责任范畴的基础之上,结合司法实践工作对缔约过失责任的现状作一分析。     

消费合同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研究——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

信息不对称给消费者在缔约时造成意思表示瑕疵,会给消费者带来消费风险。强制经营者以信息披露义务是较合理的规制方式。它要求经营者缔约时应向消费者提供缔约相关的事实信息,否则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赔偿消费者所遭受的损失。     

先合同义务与缔约过失责任

先合同义务作为一种责任承担的来源,其产生的渊源、存在的范围等因素尚未有明确的界定,导致在实务中,对此种义务的承担存在许多的争议。先合同义务的理论基础应是诚信原则。先合同义务的存续期间应为缔约过程,而缔约过程应限定为从要约生效至合同生效。当事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即缔约过失,因缔约过失给对方造成损失时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因过失行为发生在缔约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呈现两种样态,两种责任样态构成要件相同,但责任行为表现形式和法律效力不同。类比于合同义务的产生及承担的情形,从一般责任的来源、责任的诉及范围以及责任承担的方式来认识先合同义务可以对缔约过失责任有更清晰的认识。     

附随义务三题--以审判实践为中心兼及对理论之检讨

附随义务的可诉性、认定标准以及违反之责任后果等,是司法裁判的难点。有必要结合审判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对合同附随义务进行梳理,就若干争议问题从审判角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并阐述审理合同附随义务案件较为体系化的若干司法考量与方法。     

浅析合同法中的先合同义务及其立法完善

先合同义务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在要约生效后合同生效前,缔约双方因缔结合同而依法应承担的协力、保护、告知、保密等法定的合同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先合同义务,仅在第42、43条文中规定了违反先合同义务所应当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并且存在着一些不尽合理之处,尚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论附随义务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律对社会的调整越来越细腻，附随义务便是印证这一现象的制度设计。附随义务是将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应用到合同法领域产生的，它要求处于法律上特殊联系的民事主体应忠诚、守信。做到谨慎维护对方的利益、满足对方的正当期待、给对方提供必要的信息等。本文从概念界定、比较分析、理论基础及其制度价值以及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等方面对附随义务进行了分析论证。     

论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后果

附随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一种与合同给付义务相对的义务形态,其在合同义务群中居于辅助性地位,文章阐述了附随义务的界定及其理论基础,并分析了违反附随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归责原则以及责任形式.     

从附随义务到合作义务——兼论未来民法典合同编应明确规定合作义务

陈旧的合同附随义务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即合同保护义务理论无法适应我国《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分置的法律体系;以诚信原则确定附随义务无法准确区分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且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附从义务论通常并不符合合同意旨,更不符合当代合同法发展的新方向,很难解释日新月异的新经济现象和商业模式。合同附随义务的本质是促进合作,合作义务已被众多域外合同法所确立,我国未来民法典合同编应明确规定合作义务。合作义务与约定义务处于平等地位,裁判者应以合同目的为中心对二者进行公平审查,以最终确定合同责任。     

从一起租赁合同纠纷谈合同附随义务的可诉性——兼论诉的利益标准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附随义务,另一方当事人是否可以起诉请求履行或赔偿?本文从实际案例入手,厘清了合同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先合同义务的概念、关系,界定了违反合同附随义务的责任形式,并阐述了诉的利益标准在考量违反合同附随义务可诉性时的适用方法.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之比较

所谓缔约过失责任 ,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 ,一方因违反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所生的先合同义务 ,给对方造成损失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违约责任即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 ,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虽都以行为造成对方当事人的损失为要件 ,都是基于与合同相关的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都以损害赔偿为救济方法之一 ,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区别 ,下面本文对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作分析比较。(一 )行为发生的时间不同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根本区别在于缔约过失行为发生于合…     

合同履行中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效果

文章讨论了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附随义务的形态、责任构成、具体承担方式等方面的内容,结合国内外的立法经验与判例,重新审视了在合同履行中违反附随义务可能存在的不同法律效果,并提出了我国合同法应采纳包括采取补救措施、解除合同和损害赔偿等在内的主要责任承担方式。     

抵押合同债法效力的解释进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00条承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85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41条规定的抵押合同生效模式进行了改变,但同样未就抵押合同的债法效力问题作出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前,就登记要件主义下抵押未登记时的抵押人责任,既有理论和司法实践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之适用视为当然,对此,应当予以系统反思。就债法面向的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义务,在保证合同进路与买卖合同进路之外,存在以原因行为无偿性为切入点的赠与合同解释路径,抵押合同(之债权行为面向)之无名部分可以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赠与合同规则;进而,抵押登记义务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8条第1款之任意撤销权而应予以柔化,从而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之当然适用一般性地落空;同时,柔化之抵押登记义务,可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8条第2款之公证再予以要式强化;抵押登记义务柔化几乎一概性地排除了抵押人违约责任的证立,但债权人利益保护仍得于"三层次担保结构"中渐次加持而得以周全。     

海上货运委托合同受托人责任之归责原则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6条中表述的“过错”与“故意”“重大过失”相对应,强调的是受托人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对注意义务违反的范围,而非主观心理状态。海上货运委托合同项下,“过错”不应独立出来成为受托人承担责任的要件,因为过错的因素已经包含在违约行为这一基本要义之中。将过错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受托人,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将违约行为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受托人,这可能导致委托双方利益的失衡。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应建立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6条准确理解的基础上,根据海上货运委托合同完全商事化的特点,明确海上货运委托合同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使司法解释中委托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达到“准立法”的科学合理的目的。     

专家契约责任的经济分析

本文是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通过引入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专家契约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专家承担有限的告知义务是为了解决专家与顾客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而面临专家与顾客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难题,专家契约责任领域的契约法不得不走向了与侵权法的融合。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著作权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信息交流中处于中立第三方地位。在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共同侵权行为的帮助人,承担间接责任。这是一种过错责任,即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具备"明知"(实际知道)和"应知"(推定知道)的主观要件时所承担的侵权责任;同时,它亦为一种不真正连带责任,事实上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最终责任。     

承运人在海运提单项下的到货通知义务

首先从合同义务来源的角度分析了承运人在提单项下承担到货通知义务的法律依据,并对提单中通知条款的效力进行探讨;进而结合有关国内法和CMI运输法草案的规定分析了通知义务的履行和有关通知的责任问题,并分析了其与提货义务的关系。     

论合同未生效阶段的法律责任--兼谈合同责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合同责任的体系正趋于完善 ,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以及后合同责任三者共同构成我国现行的合同责任体系。但对少数合同而言 ,其生效滞后于成立 ,有一个成立而未生效的阶段 ,这一阶段是前述三种责任都无法提供保护的特殊阶段 ,需要一种新的责任来规制这一阶段当事人的行为 ,这种责任便是合同未生效阶段的法律责任。     

论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律效力

《公司法》第16条规定由公司章程确定对外担保的决议机关。当实际决议的机关与章程不一致时,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应当认为随着对"推定通知理论"和"越权理论"的抛弃,公司章程的公开行为本身不构成第三人知道的证据,第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进而需要区分公司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的法律效力,不能以担保决议违反章程为由主张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无效,两者之间无效力牵连。当章程对担保"沉默"时,我国采行"股东会中心主义",应当运用"营利性"原则将董事会的决议权限定在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范围之内。董事、经理擅自对外担保构成无权代理,未经公司追认对公司不生效力,应当自行承担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     

Strict Liability for Police Nonfeasance? The Kinghan Report on the Riot (Damages) Act 1886

The Riot (Damages) Act 1886 imposes a no‐fault obligation on police forces to compensate owners of property damaged in rioting. Following the riots across England in 2011 an independent Home Office review, the Kinghan Report, concluded tha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Act should be retained, while the machinery should be modernised. The Report conceives of the Act as a useful, if highly unusual, compensation scheme that may ease socio‐economic problems in riot‐prone areas. This article questions that position. Strict liability offers potential advantages in contentious claims against public authorities, providing an incentive for the police to perform their duty to keep the peace while averting the questioning of police decision‐making that claims in negligence would inevitably require. The best alternative to negligence liability might not be ‘no liability’ (the general position now at common law), or liability based on ‘serious fault’ (as the Law Commission proposed in 2008), but liability without fault.     

论矿业法律责任的重构

现行矿业制度几乎没有安全与健康、环境污染、矿业相邻关系以及公权力行政等方面的重要法律责任,因而在矿山企业违法结果发生后则以人治取代法治而治不胜治,这主要是以“矿”为主的财产性《矿产资源法》法律渊源的局限。应制定以“业”为主的管制性《矿业法》,以矿山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依据设置第一性义务,不履行第一性义务则按第二性义务承担不利后果。第二性义务是以社会性矿业法律责任为主,与经济性、政治性法律责任等构成矿业法律责任体系。社会性矿业法律责任的民事侵权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无过错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以及并不以违法为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