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治理路径研究——以电白、宾阳、儋州为考察对象

近年来国内产生一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各自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手法特征,各地政府加大整治力度并形成一系列成功经验。电白、宾阳、儋州作为环北部湾地区的三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在人口、经济、地理等条件上具有相似性,当地政府在整治犯罪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大数据治理"、"全链条治理"和专项行动"以打促防"的治理特色。同时也具有三大治理共性,即组织模式上以党委政府牵头的协同治理,基层动员上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基础工作,法律威慑上采用公开审判并附加财产刑以削弱犯罪者的侥幸心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的治理经验可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犯罪重点地区治理模型。在运用治理模型实施具体地区的犯罪治理时,要进一步扩大治理主体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注重治理客体的全覆盖与差异化,发挥大数据的技术治理作用,运用刑事治理既要认识到其有效性,也要考虑其有限作用。     

审讯突破受贿案件的若干问题探析

虽然法律规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在目前受贿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环节中,还是无供不录案,故突破口供显得相当重要。口供的录取离不开审讯,审讯突破的成败关系到办案的质量与效率。然而,检察机关如何通过科学、合理、合法的方法来获取有价值的口供,体现司法规律,这需要从思维模式、科技手段、初查准备、审讯的谋略与技巧以及人员素质等多方面作考量与配合,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本文结合受贿犯罪的特点,试从不同角度对受贿案件的审讯突破展开探讨。     

试论受贿犯罪的预防

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呈现出受贿主体外延扩大．具有很强的牵连效应、犯罪手段多样化、隐蔽化等特点，这其中既有转型时期的制度缺陷、国家工作人员管理缺乏严格规制以及现行法律的漏洞使刑法效能不能有效发挥等外在因素，又有对犯罪丰厚的收益需求以及个人性格缺陷的内在因素。对受贿犯罪需要建立从社会预防到个体预防的综合体系，进行有效预控。     

受贿案中象牙价值标准的新设想

象牙贿赂屡屡频发,受贿象牙的价值认定方法却由于缺少统一的法律指导,屡遭异议,使公平评判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一度成为审理案件中的难点.本文从象牙的价值背景、受贿罪的本质,肯定当前价值标准的相对合理性并深层剖析当前的问题,进一步设想提出可行的确定受贿象牙价值的新标准.     

法律视域外的公司犯罪治理路径

公司犯罪的治理既要有法律的对策，还应探索法律视域外的路径。在市场导向上。可采取规制市场无序竞争、完善信息合理流动机制、营建公司信用评价体系与合理分配公司社会责任的路径；在伦理规制上，可针对公司的自身伦理、经济行为伦理与环境伦理采取相应的对策。     

论商业受贿犯罪的主体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购销过程中的贿赂犯罪,商业受贿犯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扩大了商业受贿犯罪的主体,弥补了一些法律空白,完善了贿赂犯罪的体系。     

斡旋受贿犯罪主体问题研究

本文依据我国《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对斡旋受贿犯罪主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文中认为,为了更好的打击犯罪,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人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纳入斡旋受贿犯罪主体之中。     

浅析司法工作人员犯受贿罪

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受贿行为侵犯的对象是职务的廉洁性。本文指出司法工作人员犯受贿罪情况复杂,对其定性要加以分析,如何预防受贿行为是对现行司法职务犯罪治理体系的检讨与反思。     

法治语境下极端主义犯罪治理定量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对极端主义犯罪的规制具有实质正当性,对相关行为的刑事规制应限定在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宣扬极端主义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之内。但回归分析也表明,大量作用显著的因素源于犯罪以外的社会问题,因此,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应对必须超越刑法对犯罪的规制,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治理视野中展开。     

纪检移送受贿犯罪案件自首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相当部分受贿犯罪案件是在纪检机关"双规"突破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而对"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罪行能否视为自首问题,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界与司法实务又存在分歧,直接影响到对该类案件的量刑及同类型案件的处理。本文在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框架内,对纪检移送检察机关的受贿犯罪案件自首的认定进行了简要分析。     

美国仇恨犯罪理论引入之前提性研究

为了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频繁出现的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犯罪案件以及群体性暴力事件问题,美国仇恨犯罪理论被引入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之中.但是本文通过从产生背景、犯罪原因和治理策略上对中美两国仇恨犯罪进行比较,最终认为中美两国仇恨犯罪无法被等量齐观,美国式仇恨犯罪在中国语境下并不具有相应的理论解释能力,径直将西方的研究模式移植到中国语境来分析中国特有的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思路值得反思,因此应当对该理论的引进保持谨慎的态度.     

恶意解封微信号犯罪成因及治理

"微信账号解封"犯罪是近年来高发的新型网络黑灰产犯罪,具有低龄化、组织化、链条化及隐蔽化等特点。"微信账号解封"犯罪为实施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财产安全和国家网络安全。从其犯罪成因来看,主要存有利益诱惑高、犯罪成本低、监管难度大、侦查打击难等因素,对其进行治理应采用多元化治理模式,即协同治理、法治治理与技术治理。协同治理主张强化部门协同、行业监管及预防宣传;法治治理重视法律适用、层级打击和刑事政策;技术治理强调人才培养、警企合作及技术反制。     

查办新型贿赂犯罪须把握四个关键

继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超低价买卖房屋"等十种新型受贿犯罪纳入法律的惩治范围之后,2009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打击腐败贿赂有了新的法律利器。新型贿赂犯罪纳入司法调控     

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浅析

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对国外通行规则的借鉴。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应该理性地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充分理解国外先进法律制度的产生原因和作用原理。本文通过对国外相关法律制度的研究,浅析了不同治理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并结合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的转变,进而探讨了我国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的方向。     

浅谈犯罪原因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期,犯罪率逐年上升,为了有效治理犯罪,研究犯罪学核心问题犯罪原因势在必行.论文通过对西方学者犯罪原因四种不同理论的阐释和评述,提出了犯罪是由社会原因、生物原因以及心理原因公共作用导致的,主张研究犯罪原因理论有助于我国治理犯罪.     

中国犯罪治理的制度逻辑:以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

中国的犯罪治理实践在社会治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深刻理解中国经验并发展犯罪治理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的犯罪治理模式呈现出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的复合型制度逻辑,具体的经验资源包括:以"平安中国"为主线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将总体性的政策治理观融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借助枫桥经验联接国家主导与多元参与,实现治理权威与治理角色的重新分配;提升运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以最小的治理代价换取最大的治理效果;以"发展式预防""整体性治理"释放大规模社会建设活动的犯罪治理效应,实现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鼓励智慧技术的"赋能导向式"应用,激发技术治理的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潜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犯罪治理应树立整体性、长周期的治理观,为吸纳、升级中国经验奠定基础;倡导精细化治理理念,寻求有效治理与正当治理的平衡;总结、固定典型案例的成功模式,强调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国外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经验分析

通过对国外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理念和治理技术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就治理理念而言,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本理念来构建环境污染犯罪的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国外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就治理技术而言,立法模式多样化、危险行为犯罪化、犯罪调查多元化和犯罪追诉创新化,已经成为国外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共同选择。     

第三人收受财物型受贿罪的认定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意见》),该意见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受贿罪类型作出了界定,解决了许多法律适用问题,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对于"两高"《意见》规定中的具体内容如何适用,以及是否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值得研究。本期特组织以下几篇文章,就有关"两高"《意见》中的法律适用和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恐怖主义犯罪应对模式研究

司法模式、战争模式、治理模式是三种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模式。司法模式把恐怖主义界定为一种犯罪行为。为此反恐是侦查破案与打击犯罪的问题。此模式核心是恢复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战争模式把恐怖主义界定为一种战争行为。为此反恐是打败或消灭敌人、取得战争胜利的问题。此模式核心是打击、歼灭恐怖分子并取得战争胜利。治理模式把恐怖主义界定为国家安全治理方面的缺失、低效或失败及其导致的对民众安全服务的缺失与低效。为此反恐是加强和改善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治理,以提供更有效的安全服务。此模式核心是塑造一种安全环境。治理模式对于恐怖主义及反恐问题界定不同于战争模式、司法模式。这种界定具有决定性影响。其直接决定这三种反恐模式在视野、目标、思路、标准、力量、措施与手段、时间维度、战略角度、精神层面等方面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