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矫正问题的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全球性问题一直广受关注,虽然在实践中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我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视角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文结合国内外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及矫正的具体做法,就如何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矫正制度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以期对我国正在开展的防治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社会矫正试点工作有所帮助.     

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研究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率高、性质严重、犯罪更加低龄化的趋势,使得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日趋严峻.因此,如何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及思维习惯等特点预防和惩治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各国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就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立法的六个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体主张:制定<社区矫正法>,并设立<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专章;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置;正规的社区矫正机构建设;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率和适用范围;设立符合未成年人心身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计划和实施方案.     

未成年人犯罪顽疾不能仅靠轻刑化医治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越来越多，情节越来越恶劣，已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初公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     

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思与辩——以犯罪控制模式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治理不仅是法律界的重大课题,也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借助统计数据和特征分析对未成年人犯罪现状进行了概括,然后从犯罪控制模式理论的角度时其法律价值与制度设计进行了全面梳理,展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轮廓与风貌.文中在反思的基础上,以犯罪控制的概念、原因、价值体现为逻辑起点,对此类型犯罪进行对策性建言.     

美国仇恨犯罪理论引入之前提性研究

为了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频繁出现的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犯罪案件以及群体性暴力事件问题,美国仇恨犯罪理论被引入刑法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之中.但是本文通过从产生背景、犯罪原因和治理策略上对中美两国仇恨犯罪进行比较,最终认为中美两国仇恨犯罪无法被等量齐观,美国式仇恨犯罪在中国语境下并不具有相应的理论解释能力,径直将西方的研究模式移植到中国语境来分析中国特有的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思路值得反思,因此应当对该理论的引进保持谨慎的态度.     

减少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的法律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许多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根据司法部门统计的情况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较为突出且呈上升趋势。重视和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研究,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今后发展的大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出发,分析探究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并从家庭、学校法制建设、政法部门的事后防控三个方面提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思考。     

简谈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原则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的不断攀升,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全球的热点问题,也是刑法学界的一个重点问题,这一法律规定早在我国法制史上就有了很深的根源。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世界发展的明天,因此,对于触犯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来说,处罚原则就显得至关重要,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既要起到矫正的目的,也要运用适当的手段。     

社区矫正法学思考——基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视角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的威胁和压力。未成年人是社会特殊的组成部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要以教育为主。社区矫正是我国司法改革人性化的重要体现,将未成年人服刑工作与社区矫正相结合,可以很好的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正未成年人的心理和行为,逐渐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上升的问题。     

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思与辩——以犯罪控制模式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治理不仅是法律界的重大课题,也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借助统计数据和特征分析对未成年人犯罪现状进行了概括,然后从犯罪控制模式理论的角度对其法律价值与制度设计进行了全面梳理,展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轮廓与风貌。文中在反思的基础上,以犯罪控制的概念、原因、价值体现为逻辑起点,对此类型犯罪进行对策性建言。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必要性研析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未成年群体,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新时期备受各界关注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社区矫正是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矫正方式。本文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和传统司法矫正模式的研究分析,详细论证了在我国推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社群主义拯救罪错少年——恢复性少年司法及其社区参与

少年司法固有的福利模式和刑事模式均无法单一地解决少年犯罪的问题,因而受到学界的批评.同时,以恢复社会关系,促进罪错少年回归社会为目标的恢复性少年司法似乎正在成为少年司法的“第三条道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社会、社群和社区的发展变化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国的城市化和市民社会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社群、社区的发展驱动了具有恢复性少年司法因素的少年司法的发展,这体现了社群主义的价值底蕴.我国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进行了恢复性少年司法的探索,其各个阶段均具有社区参与的因素.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城市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使恢复性少年司法的社区参与具有广阔的前景.     

青少年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视角：从犯罪原因到犯罪断念的转向

断念是行为主体(特别是青少年越轨者或犯罪人)在一段稳定的时期内对犯罪偏好明显与确定的拒绝。现阶段犯罪预防措施通过控制青少年犯罪原因遏制青少年犯罪增长趋势,绩效前景颇为黯淡。从聚焦于犯罪原因分析到致力于犯罪断念研究的战略性转向将成为当代社会犯罪预防的重要突破。作为人生状态与行为过程的犯罪断念,在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的结合中发挥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积极效果。     

浅议面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政府作为

时代高速发展的今日，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同时，城市犯罪率也节节攀升，而其中犯罪更有向年轻化发展的趋势。犯罪年轻化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严重威胁了我国的正常运行，具有不可预计的潜在危害性，急需政府采取失当行为应对。究其原因，除了与社会环境、思想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外，更涉及社会制度、家庭管理和个人素质等各个层面的原因。政府在面对犯罪年轻化问题时，可通过完善社会制度、改善社会风气、强化各方监督体系等方面加强管理，以减少青少年犯罪为突破口，达到从源头上控制犯罪的目的。     

法律现实主义与转型社会刑事司法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司法面临着新的挑战。西方的法律现实主义能为我国转型期刑事司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和改革思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在批评形式主义与三段论式审判的基础上,把法律看作具有多重目标的社会引擎,关注司法行为、纠纷解决与社会问题。在中国语境下,引入法律现实主义,不是要简单地否定形式主义,而是应理性对待形式主义并在其中融入客观主义;应在刑事司法裁判中适用利益权衡,重视经验归纳而不拘泥于简单的演绎推理;应以实现社会正义为核心,构建合理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发展,对未成年犯复学、升学、就业以及顺利回归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该规定不仅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而且适用对象过窄、对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也都未作任何规定.这些都将严重影响该制度的运作和实施效果,甚至可能使其沦为制度上的“花瓶”和实践中的“鸡肋”.为充分发挥该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应当将其“升级”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在制定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时需要“接力”和“合力”,但更需要“给力”.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the Cross-Cultural Context: The Egyptian Experience

This essay i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define and explain the extent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While delinqu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 rates as well as in the degree of violence,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Egypt remains relatively stable and remarkably benign.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ree main factors: (a) an orthodox religion-based value system in which Islamic institutions exert dominant influences on the day-to-day moral behavior of juveniles; (b) a closely-knit family structure that functions within a communitarian environment in which children are constantly disciplined whereas they are taught socially acceptable behavior and shamed when they succumb to criminal behavior; and (c) an extraordinarily progressiv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which treats delinquency as a social phenomenon rather than a criminal endeavor. The study presents statistical data, based on official statistics, which show the levels of predelinquent and delinquent activity in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based on their degree of urbanization. Furthermore, the study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reasons behind the present deviance in society by discussing the possible impact of Social Control Theory, Strain Theory, and the idea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more serious aspects of deviance, it appears, emerged during the infitah era (economic opening) championed by president Sadat in the mid-seventies as an attempt to modernize—and westernize—the traditionally conservative nation.     

犯罪后的第三种法律后果:保护处分

保护处分即少年犯罪处遇中具有替代(并非补充)刑罚性质的措施,它具有超越刑罚亦超越保安处分的鲜明特点,有犯罪之后的“第三种法律后果”之称。保护处分应当遵循三大基本原则,即处分法定原则、处分优先原则和处分相称原则。保护处分包括机构性保护处分和非机构性保护处分两大基本类型。各国(地区)对于保护处分的类型设计及其运用无不以社区性保护处分为原则,而以拘禁性保护处分为例外。保护处分是现代少年刑法的核心内容,仍然停留于报应主义阶段的我国少年刑法急需加快改革,建立保护处分制度。     

FAMILY RELATIONSHIPS,JUVENILE DELINQUENCY,AND ADULT CRIMINALITY*

Home observations during childhood and criminal records 30 years later are used to address questions of relative impact among features of child rearing influencing male criminal outcomes. The results suggest two mechanisms: Maternal behavior appears to influence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through those effects, adult criminality. Paternal interaction with the family, however, appears to have a mor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probability of adult criminal behavior.     

日本非行少年的法律保护及启示

在日本,少年非行是指14岁以上20岁未满少年的犯罪行为、14岁未满少年的触法行为以及虞犯等三方面的总称,主要由《少年法》及《儿童福祉法》等法律予以规制。《少年法》以少年的人权保障和健康成长为目的、以保护主义的社会复归为理念,与《儿童福祉法》等共同构成非行少年的法律保护体系。家庭裁判所以少年事件为主要审理对象、以保护处分为主要处罚手段,与社会福祉性质的儿童相谈所共同担负起日本的少年保护事业。官民协动与社会参与制度是对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我国要进一步加强少年保护理念的转变,完善我国的少年保护体制,将其建设成为全民参与的社会事业。     

青少年犯罪成因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成因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犯罪成因研究的主要领域.青少年犯罪的成因相当复杂,已经广泛涉及到了生物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政策等层面,迄今还没有令各方一致满意的定论.作为犯罪行为产生的最直接的因素--心理层面的理论研究则是青少年犯罪成因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领域.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成因理论研究逐渐采取了科际整合的观点,结合各领域各个学科的研究对各类青少年犯罪进行研究.青少年危险模式包括了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因素,提供了多元化的取向.我国的学者长期囿于传统的横断研究,鲜有对青少年犯罪进行纵贯研究者,需要进行青少年犯罪纵贯研究的尝试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