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宪政观念管窥——一次关于“良性违宪”问题的讨论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宪政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大学生的宪政观念应怎样培养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在法律系二年级大学生中组织了一场关于“良性违宪”问题的辩论和讨论。通过讨论 ,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生关于宪政的某些观念和观点。讨论中大学生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 :“良性违宪”的“宪”指的是什么 ?“良性违宪”的主体是谁 ?“良性”与“恶性”的界线是什么 ?应怎样评价“良性违宪”的实际效果 ?应怎样看待宪法与改革的关系 ?等等。同时 ,大学生们还分析了“良性违宪”在我国产生的原因 ,提出了加强和保障宪法实施的措施。     

比较法的现代性歧途

<正> 这个文本的题目会让敏感的读者产生某种警惕——因为它可以被解读为“比较法的现代性出现了歧途”抑或“比较法的歧途归咎于其现代性”,而这似乎表明作者打算对比较法的现代性予以谴责。在读者中立即有一些人开始骚动不安——后现代主义和狼来了！ 对于那些较不熟悉“现代性”(modernity)、“后现代”(postmodern)这些术语的读者而言(尤其是那些研究像法律这种最具现代性品质的事物的人士,这种陌生是相当正常的),则会产生一些疑问——你们所讲的“现代性”到底是指什么?比较法与它有什么关联?读者们更多的追问还会产生——“现代(化)”不就意味着文明、发达和进步,你们为什么还要谴责它?(略带责备口吻的)你们又企图标新立异些什么?     

法与法律不同

支复生在《江汉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上著文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法制在不断健全之中。立法、司法、守法,无不展现一派新的景象。然而在理论界,对于“什么是法?什么是法律?法与法律的关系     

关于专政的几个理论问题

在目前形势下,有人提问:既然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为什么还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法是否还是专政的工具?有的人则公然主张削弱或取消专政。那末,究竟什么是“专政”?为什么现阶段仍必须继续坚持专政?社会主义的法是否已经丧失其专政的功能?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有待澄清的理论问题。“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与“实行专政”概念不是等同的什么是“专政”?列宁说过:“专政是个大字眼,大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说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517页)但人们在使用这个字眼时,往往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与“实     

对法概念之争的思考

法学界(至少是法理学界)在打破多年沉寂之后,开始就“法”概念这一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再度引为争论,不能不令人关注。那么,这场争论的焦点何在?争论本身到底有没有价值?宄竟怎样寻找传统法学模式的突破口和法学研究的新途径?关心争论的人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这些问题。一、关于法概念的传统解释“法是什么”和“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世界范围的法学基本问题,古往今来的法学家和哲学家无     

“侔”式推论浅议

《墨经》中讲到一种推论形式,叫做“侔”。近年出版的几本逻辑史著作对此均有所论及,但大都“语焉不详”,一般认为“侔”就是普通逻辑中的“附性法”,或相当于“附性法”。“侔”式推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推理?它和附性法直接推理是否一同事?其逻辑性质如何?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客观依据又是什么?可靠性怎样?《墨经》对“侔”的研究达到了     

授权、分权、控权——平衡行政法生存的“理”

<正> 黑格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行政法为什么产生、存在?其生存合的是什么“理”?有什么必要性、必然性?行政法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它实际有什么功能?怎样发挥其功能?这是行政法基本理论要回答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学说即构成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理念:服务、管理、法制监督

行政法是什么法?治民法还是治官法?控权法还是保权法?抑或是平衡法?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维护公益还是保护私益?规范管理还是保障服务?抑或是兼顾二者?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讨论,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尚不足以称为“学派”),如“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政府法治论”等。为了加强各种观点、主张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使之互相了解对方的论点、论据,以便更好地开展学术争鸣和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达成应当和可能达成的某些共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行政法教研室组织了这一笔谈会,邀请行政法学界几位“有见之士”,概要地谈谈他们各自对行政法理论基础之己见。来稿我们作了若干删节和文字修改,笔谈题目也是根据各位学者来稿的内容确定的。     

苏联东欧刑法中的死刑

<正> 在西方世界,死刑的存废问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论题,特别在人的问题“走红”之际,更是如此。在社会制度不同于西方世界的苏联东欧各国里,对于死刑问题有何议论?关于死刑规定有什么特点并呈现出何种趋势?这是法学工作者们感兴趣的问题。笔者想以此为题作点简介。如有疏漏,请不吝指正。     

行政法学者眼中的“软法”

人们对于什么是法，都已耳熟能详．但对于什么是“软法”，便是一头雾水了，你能从北京市应对甲型流感的举措中看到“软法”吗？行政法学家、中斟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的回答是：能。     

市长们的牢骚与宪法的权力制约

<正> 见诸于《经济参考》、《文摘周报》等报刊的《市长们的“牢骚”》一文(见《文摘周报》1988年10月14日第419期)已过去快半年了,然而,市长们为什么会在全国市长太原联谊会上发“牢骚”?怎样认识这种政治现象?仍有探讨的价值。一、“牢骚”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据上述报导文章,市长们的不满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人大对市里的工作“管得过细过于具体”,以致成了“‘大人’管‘孩子’”;二是对人大的任免权有意见,“市长认为能胜任的干部,有的提到人大通不过”,等等。     

元杂剧中的“赛卢医”

在元人杂剧中,有形形色色的医生形象。除了良医与庸医,还有一种被剧作家赋予诨名的“赛卢医”。从字面看,这“赛卢医”确乎是妙手回春、胜过扁鹊的良医无疑,而究其实,却连庸医也配不上。那么,这“赛”字究竟何解?“赛卢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剧作家们用此诨名的真正命意何在呢?这里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为什么要强调被告人的权利?

有关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的讨论,近来一直是法学界的热点。但是,就进一步强化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所遇到的责难——为什么对于那些被指控实施了犯罪的“坏人”,保护反而比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的“好人”更加充分?法律人有责任回答:究竟是什么原因,决定了必须在当下的中国强调被告人的权利?假如我们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无法使那些旨在扩张被告人权利版图的主张获得充分的正当性。因为,近年来,学者们在“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旗帜下所倡导的一系列程序改革方案,诸如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借鉴英美的辩诉交易、引入英美的避免双…     

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软法”是当前客观存在的国际法律现象。什么是“软法”?法国的马南概括地说，“英、美法学家所说的软法”，就是指“那些倾向于形成但尚未形成规则的未确定的规则和原则”，亦即“敦促性或纲领性的规定”。     

"焦青天":返祖人治的热闹

在偶尔也玩一玩“打龙袍”和“画影充军”游戏规则的“包青天”之后,当今的中国,又出了一个“焦青天”。 “焦青天”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之美誉也。对于“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方面所起的作用,当然要充分肯定。但是、对于“焦青天”的返祖人治现象以及它对法治推进所起的负面作用,我们也不可无视。 据说,在“焦青天”的门前,那些申冤告状的老百姓,排起了长队。对此,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中国的法     

试谈周礼中蘊含的法

谈到中国古代夏商周时代的法律制度,人们就会想到“礼”。“礼”究意是什么了它与我国古代法有何关系?这是历年来史学界所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传统观念认为,古代法制史中,礼与法都是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政治工具,且更多地认为礼是法的一部分,起着“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我认为,在西周,上述礼与法的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周代统治者治国     

“死灵魂”心态录

被判决了死刑的囚犯们,这些处于黄泉路口的“死魂灵”,在临刑之前想些什么?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对于认识社会和人生,无论从法律或道德的角度来看,都是有所裨益的。为此,笔者叩开了东明县看守所大门,在窗明几净的所长办公室里,在坚固严密、戒备森严的排排监室前,采访了几名死囚。     

论法制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

什么是法?人们对它有着各种各样的认识,从不同方面下过不少定义.试图揭示法的本质的,有“法是经济的反映”、“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法是上层建筑”、“法是社会行为的必备规律”,“法是国家制订、认可并强制遵守的社会行为规则的总和”等等;从法的功能方面下定义的,有“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是阶级镇压的工具”、“法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是组织与促进经济     

张琇兄弟复仇杀人案

唐代对于民间复仇,仍然承继着传统法律中对此问题的两难处境。从实质上而言,复仇问题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礼”与“法”之间的冲突。“礼”与“法”是中国古代治国的两种手段,帝王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礼与法的和谐,可是礼与法毕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两者在具体个案中导致     

日本律师法与律师道德

一、一九四九年律师法的制定 1946年,日本在投降后的一片混乱之中,公布了新宪法。新宪法为日本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新宪法挂出了“司法独立”的招牌,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裁判所及依法律规定而设置的下级裁判所”,并且标榜什么“保障基本人权”,保证法官作出“公正无私的判决”等等。因而基于新宪法,日本制定了裁判所法与检察厅法。尽管早在战后与制定新宪法过程并行,日本律师们已掀起了以律师自治为中心课题的修改律师法运动,但是,日本司法省为了放宽追究战争责任和保存战前干部,关于修改律师法的意见,特别是对于律师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