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公、检、法、律是推进社会法治进程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 ,缺乏现代辩护律师制度的刑事司法制度 ,永远不可能驶入现代法治的轨道。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引起的实质性影响而言 ,有关部门权利本位的司法解释或规章使得中国的刑事辩护正在面临着让立法者始料不及的、尴尬而艰难的困境。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缺失亟待解决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无论是在对刑事诉讼程序还是律师权利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突破．巩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与国际刑事辩护制度标准仍有一定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新《律师法》赋予律师更多的执业权利特别是律师的辩护权利,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律师法》不是基本法,不能囊括诉讼制度的全部,我国辩护制度存在的立法方面的缺失,仍期待《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予以完善。     

为律师辩护权把脉——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侧记

保护人权是现代法制的核心,在诸多与人权广泛联系的权利中,有一项特殊而又在我国时常遭到忽视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以及长期对辩护权的畸形理解,使得国内刑事辩护律师如履薄冰、律师刑辩水平徘徊不前。1996年颁布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很多外国采用的基本原则,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刑事辩护体制改革由此开始。然而,受文化、历史、立法技巧、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为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多方协商、交流,并邀请国外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意见稿与论证》首发式在京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意见稿与论证》首发式于2007年4月13日在京举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作为全国律师行业的自律性组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高度重视．把本次修改看作是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契机。为了能够全面、系统、充分地表达律师界对刑诉法修改的意见，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历时两年、集中律师界的意见，从中国刑事立法、司法现状出发。从保障和实现辩护律师辩护权的角度撰写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建议稿．也是律师界第一次以行业名义在国家立法过程中表达意见．已于2006年7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这本书是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在实施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资助中加律协刑事司法改革和律师辩护技能培训项目过程中的重要工作成果之一。该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平衡控辩关系 完善辩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颁布，使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在法庭审理中的作用加重，控辩双方的对抗形式趋于明显，辩护制度的内容较之过去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刑事辩护制度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主要是法律对控辩双方权利规定有不平等和实践中执法上不平等。本文将...     

刑事辩护：本体属性 有效辩护 准入制度——兼论《刑事诉讼法》修改若干问题

从历史考察的视角,在固属自然权利之辩护权中,律师辩护权是一项能将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真正还原为一种现实权利的派生权利,所以,“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囿于激进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等级模式司法官僚结构之背景,中国法对于刑事辩护功能定位缺失,辩护律师角色定位偏颇,辩护制度结构根本性缺陷,使得刑事辩护之时下境况犹如“冰雪行车人”①一般。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不可逆转的法律变革与转型时期,“有效辩护”概念的提出,使得《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必须考虑构建辩护律师自由的会见制度、规范的讯问在场制度、独立的调查取证…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一些困扰刑事辩护的突出问题基本获得解决。值此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方面为立法上取得进步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完善后刑事辩护制度的切实贯彻实施还任重道远。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发展、进步与实施——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的考察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不限于"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的范围,而是整体性、全方位的,贯穿、体现于《刑事诉讼法》的诸多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主要是围绕保障人权、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强化刑事辩护职能而展开的。本文拟从刑事辩护制度的基础性问题、条件性的辩护权利、手段性的辩护权利、保障性的辩护权利四个方面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进步做一次全面的梳理,并对下一步实施中的突出问题作出预测,提出期望。     

《刑事诉讼法》再修正中辩护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制度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立法水平和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首次修正,在若干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辩护制度设计上却存在诸多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尤其是对辩     

浅议我国律师辩护制度

辩护制度是否完善,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我国律师辩护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司法方面,都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之处,从而限制了辩护律师作用的发挥。为此,应不断完善律师辩护制度,消除不利因素,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辩护乃至刑事法治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略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既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需要;在修改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结合我国国情之间的关系;修改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加强对追诉权力的控制、辩护权利的保护、保障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健全程序侵权的救济机制四个方面。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中国的刑法立法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的演进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颁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逐步确立了保障人权的观念;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刑法修正案成为主要的修法模式;刑法立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渊源开始受到重视。今后,我国刑法的改革,应当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强化人权保障、有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刑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死刑制度和有关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上,并及时而合理地增设新型犯罪和国际犯罪的种类,在刑法中切实贯彻联合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我国刑法的局部修改、补充和完善主要应限于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两种方式;国家立法机关要适时地进行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国家立法机关还可以考虑将对刑法典集中而系统、全面的修改提上立法工作的日程,以修订出更加科学、完备因而具有更长久的适应性的刑法典。     

论程序正义视域下的中国刑辩律师困境

律师职业自产生之初就与正当程序有着紧密联系,正是程序正义赋予了律师职业以内在的价值追求.但现今的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却处境尴尬：他们参与刑事辩护率低迷;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利难以保障;有时深受社会公众与媒体舆论的怀疑、攻讦,甚至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一系列问题表明,刑事辩护作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环节,正日益失去其维护司法公正的的意义和作用.因此,要突破律师现今面临的种种困境,必须在现念上和制度上进一步落实程序正义.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Embeddedness: Understanding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Chinese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eanings of politics in everyday legal practice using the case of Chinese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Based on 194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and other informants in 22 cities across China, we argue that lawyers’ everyday politics have two faces: on the one hand, lawyers potentially can challenge state power, protect citizen rights, and pursue proceduralism in their daily 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y often have to rely 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with state agencies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to solve problems in their legal practice. The double meanings of politics—namely,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embeddedness—explain the complex motivations and coping tactics that are frequently found in Chinese lawyers’ everyday work. Our data show that the Chinese criminal defense bar is differentiated along these two meanings of politics into five clusters of lawyers: progressive elites, pragmatic brokers, notable activists, grassroots activists, and routine practitioners. They also suggest that a principal manifestation of political lawyering is not merely short‐term mobilization or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gainst arbitrary state power, but also an incremental everyday process that often involves sophisticated tactics to manage interests that often conflict.     

重新审视律师在场权:一种消极主义面向的可能性——以侦查讯问期间为研究节点

经过《刑事诉讼法》三次修改,中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在立法上取得重大进展,基本上已与国际规则和标准接轨,律师的各项权利不断丰富发展,日益完善。但时至今日,唯独律师在场权没有落实。西方法治国家均建立了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并呈现出积极和消极两种模式。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律师在场权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出,其在我国已具备现实可行的条件和契机。鉴于制度本土化的诉求,应当考虑借鉴消极面向的基本范式,即以监督和事后反馈的方式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不受侵犯。同时,制度改革需要详细构建侦讯期间律师在场权的适用范围、供给来源、权利类型和流程设计等规则。     

法治视野下的律师辩护权——兼评高法刑诉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50条

律师的辩护权是律师群体的一项重要职业权利。尽管在中国没有被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被明确为基本人权。在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双方力量相对均衡才能有效保障法官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判。刑诉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50条虽对律师辩护权进行了规范，但该条第2款的规定仍有四点不当之处，包括违背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基本要求，不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超越法律的规定，损害律师群体形象。     

对我国控辩平等的检视与思考

控辩平等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只是雏形,其与国际公约和司法准则对控辩平等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控辩平等之最低标准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中,应当以控辩平等原则为基本原则,重构我国控辩关系及其相关体系,厘清控辩平等与刑事诉讼本质及其基础理论的关系,解读控辩平等的现代内涵,建立合理的刑事诉讼权力结构,扩张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培养执法者正确的司法理念与适格的职业素养,研究决策者与社会公众在控辩平等原则构建方面的互动机制,为立法和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略论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知识产权对世界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刑法保护乃国际趋势。在中国内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是由刑法的保障法功能、刑法追求的公正价值以及WTO的游戏规则决定的。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内地刑事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个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结合的刑罚手段及公诉与自诉结合的起诉方式。尽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立法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犯罪控制的惩罚主义及其效果

1979年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忽视或遗忘了刑法的特征与内在价值,高估了刑法影响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刑法一直保持着在功能化方向上的惯性,刑罚结构和刑罚适用面临着重刑主义的突出问题。我国的犯罪控制存在着惩罚主义的结构特征,然而惩罚主义的意愿和努力,并没能有效遏制犯罪规模和犯罪的总体严重程度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刑事政策和刑罚体系的主导思想没有做出重大调整前,刑罚轻缓化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