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法”到“尊法”

从“遵法”到“尊法”，它不只是一字之差，重要的是我们对如何建成法治国家在认识上取得了新的进步，进一步准确把握了法治国家的条件，特别是看到了法治国家必然具备“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这一关键因素。     

“法的统治”与“法治国家”

“法的统治”与“法治国家”［日］火田中和夫林青译一欧洲中世纪“法的优势地位”思想“法的统治”（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与“法治国”（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的原理，在中世纪“法的优势地位”中可以追溯到它的思想背景。１３世纪英国的布雷克顿（Ｂｒａｃｔｏｎ...     

对法家“法治”说质疑——评梁启超的一个观点

<正> 先秦法家管仲、慎到、申不害、尹文子、商鞅、韩非等人,只说过“唯治为法”、“以法治国”等话,并没有用过“法治”这个概念。他们有时虽然也把“法”和“治”连在一起用,但表达的只是用“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而不具有“法治”概念的涵义。首倡法家“法治”说的,是梁启超先生。后来有些学者也讲过法家是搞“法治”的,但寻根溯源,都源于梁启超先生。     

正确理解从“法制”到“法治”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治国的方略无非有两种，一为人治，一为法治。人治，指统治者一个或少数人之统治，是一种统治者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方式；法治，则是指一国依据法律进行统治。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权力归结点在人（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后者的权力立足在法。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在我国，“法制”一词产生很早，在一些古代文献和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的言论、著作…     

“善”在“法律”至上——也谈法治与德治

2003年1月5日《财经》第1期封面文章是吴敬琏、江平、张卓元谈《法治中国》。江先生说,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有法律并不一定有法治。“最根本的问题是法律建立在什么样的宪法基础之上,而宪法必须符合公认的真理。”还说,法律的制定要符合公正程序,要有公众参与,透明而且给人民以稳定的预期,“经过以上考验的法律才是善法”。“善”的概念显然属于道德的范畴。我们不禁想起1990年代初法律界关于“法制”与“法治”概念的划分。“法制”是名词,“法治”是动词。通过这个划分,我们发现并深信,“法治国家”是目标,“依法治国”是手段,实现美好的…     

论法治之法律至上

近代法治是法律的统治 ,法律具有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威 ,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至上的统治地位。法律的民主性、科学性、权力制约性、价值崇高性和强制性等特性 ,它应当得到普遍的尊重与服从 ,具有至上的权威。法治的实质是使国家权力法律化 ,政府只能有宪法规定的权力 ,政府行使权力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 ,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人治的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权威高于法律权威 ,不存在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     

青岛：搭起保护未成年人成长“防护网”

<正>青岛市律师行业通过搭建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平台，律师走进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开设“律师讲堂”，建设“法治驿站”等学生参与度高、思想性强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帮助青少年自觉涵养法治精神，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作为自觉行动，构筑起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格局。     

略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法律思想领域中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时所谓“法治”，用法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法治国”(《管子·明法》、《韩非子·有度》)或“垂法而治”、“缘法而冶”(《商君书·壹言、君臣》)。     

“法治”与“专制”——韩非的“法治”思想评述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对立物。它的基本特点是宣传法律至上。提倡法制主义,任何人,包括国家的君主在内,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而本文所谈的“法治”则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主张,其基本内涵是提倡把法作为治理国家,巩固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法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法的最高宗旨是维护皇权。也就是说,“法治”与“专制”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法治”从属于“专制”,服务于“专制”。战国末期的韩非正是上述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     

“公民用法”问题研究

"公民用法"与公民守法、知法等概念有着质的区别,它能够使法回归于社会,改变政府的法治角色,提升公众的法治认同度,使法由支流变为主流。"公民用法"意味着一国法治进入了相对较高层面,是对传统法治理念的升华或拓展;也意味着公民与法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然而,在我国法治系统中"公民用法"还是一个盲区,具体表现为:强调了执法机关的用法行为,疏忽了公民的用法行为;强调了公民的守法意识,疏漏了公民的用法意识;强调了法治的社会化,疏漏了法治的个体化;强调了国家治理的进路,疏漏了公民自治的进路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塑造公民后现代法律意识,确认公民对法的选择权,提高公民对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承认公民作为法治主体的身份,政府应当转化法治主动者的角色。     

我们应该抛弃法治和人治的提法

我们认为把先秦儒、法两家的根本分歧，简单地归结为“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是不对的，不符合他们本来的观点。有的同志为了论证“法治”与“人治”是相互对立的，特把“人治”解释为“靠掌权者个人意志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治理国家”，而把“法治”说成是用体现整个统治阶级集体意志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法治行政与行政权的发展

在讨论和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与目标时,许多论者都强调了“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这无疑是正确的。依法行政的一些原则,诸如职权法定,法律至上,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法律限制,职能分离,权责统一,遵循法定程序等等,都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必具条件。必须指出的是,“依法行政”的原则,一般只强调了依照或根据法律,至于法律本身的性质、内容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在所不问,像德国,18世纪末已开始形成“法治国’思想,19世纪末确立了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国家依法统治。但它的“法治国”还只是一种“形式…     

榆社县以“法治大讲堂”为载体推进法治教育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政法干部的整体素质，树立政法队伍在群众中的高大形象，今年以来，山西省榆社县牢牢抓住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确保政法机关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促进人民群众学法尊法和守法用法三个重点，以“法治大讲堂”为载体，     

现代法治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我国法学界的最强音,而且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并日益深入人心。事实上,法治不只是法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也密不可分。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曾指出:“如果没有一些恰当的制度,任何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建立起来”,“目前中国,不是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学”。因此,笔者以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法治,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在新制度经济学与法经济学看来,法治和人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西方国家走上了法治之路。那么,我国人治这种制度安排为什么没有演进到法治这种制度安排上来,即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迁?建立法治国家是否侧重于国家对法治的供给,即通过“变法”来推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建立法治、推行现代法治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与作用何在?     

“法制”与“法治”──一种法律文化学探讨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内涵相通、外延不完全重叠的法学基本范畴。法制是一个具有动态和静态双重规定性的概念，它既是对静态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客观性描述，也是对法律实现过程的客观性描述，它本身不具有内发的价值要求，故而存在于各种形态的社会和国家之中。法治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实证意义上的法治是指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从价值意义上看，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追求的原则与理想，它是权利、公平、正义、秩序等法价值要素的统一体。法制为法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载体，法治理想实现最终要落实在具体法制运作之上；法治向具体法制提出了运作的应有目标，符合法治原则的法制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对《中国古代“法治”质论》的几点质疑——兼与马作武先生商榷

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基础上，对《质论》文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笔者的质疑，并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些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本文认为，“法”必定要适应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需要，我们必须把“法”置放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对“法”的含义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因而古代的“法”与现代的“法”内涵不同乃是不证自明的结论。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从现代的和西方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而要明确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在实质内涵上的区分。接着，笔者对《质论》着力批驳的“本土资源说”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内涵界定，指出“本土资源说”不涉及我国的“法治传统”， 它强调要从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创造、积累经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土资源说”只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它讲的是一个法治道路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标签的意义上看待“本土资源说”     

也跟伍皓同学聊聊“法治”

这里要谈的是，伍皓原文：“媒体对每一起拆迁维权的围观和声援，实际上都是在鼓励更多的对抗，这又必然会制造更多的鲜血和悲剧。”是不是符合法治精神的问题。     

定襄深入开展“六五”普法宣传工作

山西省定襄县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建设法治定襄为目标，深入开展“六五”普法工作，扎实推进各项事业依法治理，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权威，努力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为全县转型跨越发展，实现“十二五”目标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

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吴家麟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表达了中国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决心。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是一厢情愿、心想事成的事，...     

关于“三个至上”的法理思考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12月26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观点，高屋建瓴，言简意赅，蕴含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法理思想。“三个至上”，不仅是对大法官、大检察官提出的新要求？而且是对全体政法干警和整个政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新认识，而且是对依法治国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