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刑事立案制度的思考

刑事立案程序主要的功能就是对刑事侦查程序的控制,保障公民权利,但严苛的立案程序对于打击犯罪却起到抑制作用,不利于刑事诉讼整体功能的实现。立足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制,对我国刑事立案制度的改革有必要保留独立的立案程序、确立合理的立案标准、明确初查的法律地位、加强检察院的立案监督。     

关于刑事立案标准之研讨

一关于刑事立案标准(以下简称“立案标准”)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认识不尽一致,以致造成了较普遍的漏立案情况。为了解决此问题,我认为,实有探讨之必要。     

浅析不当立案情况下的立案监督权

现行刑事法律对于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与刑事司法实践需要之间存在错位,需要赋予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情况下以刑事立案监督权。     

再论刑事立案法律监督之完善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关键环节,它对规范刑事立案权的正确行使,纠正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司法实践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检察机关实施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取得的预期法律效果。主要从我国立法关于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的程序规定入手,对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范围、标准以及具体实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现实需要,从其价值实现角度提出立法必须明确刑事立案监督对象、完善刑事立案监督范围、建立专门刑事立案监督部门、完善刑事立案监督程序、完善刑事立案监督标准等。     

公诉案件立案标准新探

疑案不立、立案率低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案阶段的两大问题。究其原因 ,除立法上的不足及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不当外 ,主要是由于通说所采用的立案标准不科学。我国刑事立案阶段不宜继续沿用“有犯罪事实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 ,而宜采用“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标准。     

改革我国刑事立案标准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事立案标准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刑事诉讼领域内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我国当前刑事立案标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对刑事立案标准的立法困境有所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原因分析,明确确立刑事立案标准时应当予以考量的因素,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     

论中国的刑事立案标准

出于国家追诉的权威性和对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采取了程序型侦查发动模式,传统法理也主张较高的刑事立案标准。作者认为,一方面,立案程序无力承担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厚望,权利保障的关键时机在侦查阶段,关键举措在于对权力的动态司法审查;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立案程序的价值和较高的立案标准,还会引发理论上的恶果和实践中的顽疾。因此,从认知规律和刑事诉讼规律出发,我们应当坚持相对较低的立案标准。     

刑事立案监督中的难题与对策

刑事立案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依法立案以及刑事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及其他诸多因素,使得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并未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进而弱化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如何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下,有效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刑事申诉立案审查处理机制的实践思考

刑事申诉是人民法院发现冤错刑事案件的重要信息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依法纠正了呼格吉勒图、聂树斌等一批重大冤错案件,通过考察这些冤错案件从申诉到被纠正的历程,发现终审人民法院刑事申诉立案审查处理审级职能定位不准、立案审查处理规范体系不足、立案管辖体系失衡缺失、无疑与存疑刑事申诉区分审查标准和上级人民法院缺乏对终审法院驳回申诉监督等问题,导致终审人民法院法定审级职能有地方化偏离倾向。应当省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453条确立的刑事申诉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规则的周延性,并准确定位终审人民法院刑事申诉立案审查处理的审级职能。以司法实践现实问题为导向,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刑事申诉管辖、立案、听证审查、无疑与存疑刑事申诉区分审查和发回重新审查机制,保障人民法院充分发现确定无罪和存疑的无罪刑事冤错案件,以及时补救刑事审判环节可能出现的刑事冤错案件。     

刑事立案监督的启动困境应对

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实证数据表明,立案监督对监督侦查权发挥了制约功能,但也若干立案监督案件后续未被提起公诉,对此,需结合我国刑事立案标准的内涵和司法规律予以正确理解,避免单纯以后续处理结果评价立案监督工作质量的倾向。利益权衡原则下侦查资源的合理分配、侦查机关绩效考核指标的运用以及立案监督工作对检察机关自身的影响等,均要求正确理解立案程序价值、科学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完善刑事立案监督立法的几点建议

刑事立案监督专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以纠正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违法问题。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权，但从几年来刑事立案监督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刑事立案监督立法条文先天性的缺陷和不足，致使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需要从立法角度予以完善。     

论刑事和解事实观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司法行为,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刑事和解的事实观应当有别于普通程序的事实观,分为入案事实和出案事实。入案事实只要达到立案标准即可,出案事实定位为基本事实清楚为宜。同时,在刑事和解中也应当承认合意事实的存在。与刑事和解事实观相适应,关于破案和错案的观念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     

海峡两岸军事司法管辖制度比较研究

大陆和台湾地区军事司法管辖制度既有联系,又存差异。在军事司法和普通司法刑事管辖权的划分方面,大陆和台湾地区对现役军人的刑事管辖权分别采取了军人犯主义和军事犯主义两种立法例,两岸军事司法机关均对特定的非现役军人行使管辖权。在军事刑事管辖权的内部配置方面,大陆地区军事司法各职能部门都享有立案管辖权,级别管辖依据被告人的职务等级,地域管辖分为区域管辖和序列管辖两种形式;台湾地区军事司法立案管辖权由军事检察部门享有,级别管辖依据被告人的军衔等级,同级军事法院实行严格的地域管辖。大陆地区军事司法管辖制度宜采军事犯主义,并结合军事法院区域制改革,统一地域管辖制度。     

刑事立案监督若干问题探析

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关于立案监督的条文,使检察机关行使立案监督权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通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理论工作者加强了对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研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司法实践工作者也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极大地推进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但是,《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较笼统,1998年12月16日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刑事立案监督进行了细化,但仍然不够具体。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因此,有必要对刑事立案…     

职务犯罪立案程序的制度构建

职务犯罪立案制度是职务犯罪侦查权合理配置与运行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职务犯罪立案条件需要修改完善,立案审查程序有待进一步明确,司法实践中,对待立案的观念和考评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一方面需要立法完善与制度构建,同时,也需要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更好地发挥立案工作的作用。     

关于刑事立案条件的再探讨

刑事立案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正确掌握立案条件,无论从刑法理论或司法实践上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比如,当前刑事犯罪处于上升态势,有的地方本来案件很多,但上     

浅析监狱刑事侦查权的几个问题

监狱刑事侦查权是指监狱对特定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的权力①。1983年监狱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前,由公安部门管理,法律没有对监狱刑事侦查权单独明确规定。1983年监狱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由于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业务中,只有监狱行使刑事侦查权,相关法律对监狱刑事侦查权作出了明确规定②。根据近年来各地监狱办理刑事案件的实践,本文试就监狱刑事侦查权主要涉及的管辖、立案、侦查措施、办案协作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一浅析。     

海事行政违法涉罪案件移送的困境与出路

海上交通安全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海事刑事审判权一直游离于海事法院之外,海事执法①实务中有案不送、有案难送、以罚代刑积弊已久.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对于实体法问题,明确界定海事违法涉罪案件的追诉标准,通过提高海上责任事故类犯罪财产损失立案标准等举措来修改相关罪名的罪刑配置,完善海上犯罪的入罪标准;对于程序法问题,通过建立海事专门性的证据制度和程序规则,加强海事涉罪案件的司法监督,完善海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定罪标准

编辑提示:我国司法及实务界对刑事证明标准的认定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而采用何种认定标准涉及到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以及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如死刑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是否一致?证据收集到什么程度可以确定一件案件的基本事实?立案、移送审查起诉及提起公诉这些不同的诉讼阶段对证据的要求标准是否一致?组文以最近最高院会集其他部门下发的两个规范性文件《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切入点讨论了刑事证据认定中的若干问题,以期对刑事证据理论和司法实践有些许裨益。     

轻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盗窃”犯罪的检察应对

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被视为行为犯，次数认定较为严苛，刑事处罚相对严厉，不符合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建议针对“多次盗窃”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构建“次数+数额+情节”一体的立案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不起诉标准、缓刑适用标准，适当限缩打击范围、稀释刑罚的强度，在司法办案中彰显法治温度、司法善意。深入分析“多次盗窃”犯罪中的深层矛盾，防患未然，促进溯源治理，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