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是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证据法事实。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调查相独立,确立“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为例外”的调查程序。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优先保障法官内心确信 兼顾被告人权利保护 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至今已经16个年头。其间,对刑诉法的修改呼声就一直存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终于于2011年8月出台。自然地法律草案一公布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各种意见纷呈,对草案中的一些内容是仁智互见,争议激烈。本期特别策划邀请知名学者和资深法官就其中几个问题予以探讨,希望能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起到些许作用。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代理

在诉讼理论上,有学者将被害人划分为狭义的被害人和广义上的被害人,狭义的被害人即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广义上的被害人则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人以及他们直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①因此,笔者将刑事代理划分为狭义的刑事代理和广义的刑事代理,狭义的刑事代理是指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代理,广义的刑事代理则包括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代理、自诉案件的代理和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代理。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实质是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移植,而自诉案件的代理有其特殊性———当被告人提起反诉后,代理人将一身二任,同时代行控诉职…     

犬瘟热病毒RT-nested PCR检测方法的建立与应用

根据犬瘟热病毒(CDV)弱毒株Onderstepoort的核衣壳蛋白(NP)基因序列设计了套式引物,建立了RT-nested PCR检测方法。特异性试验表明,该法可以特异扩增出CDV NP基因片段,但从RNA病毒狂犬病病毒(RV)、犬副流感病毒(CPIV)、犬冠状病毒(CCV),DNA病毒犬细小病毒(CPV)、犬腺病毒(CAV)及正常Vero细胞中均不能扩增出条带。敏感性试验表明,RT-PCR可以扩增10-6稀释度的病毒RNA,而建立的RT-nested PCR可以扩增到10-9稀释度的病毒RNA,后者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前者。用RT-nested PCR法检测了2006年我国东北地区临床表现犬瘟热症状的病例19例,检出率达90%,明显高于RT-PCR的检出率(45%)。部分病例扩增片段的测序结果表明,CDV NP基因出现个别碱基变异。研究结果表明,建立的犬瘟热病毒RT-nested PCR方法敏感、特异,适用于动物犬瘟热的快速诊断。     

反贪技术侦查实践化探微

随着犯罪的不断升级，传统以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模式已不足以应对日益智能化、隐蔽化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手段已为反贪侦查实务所亟需，新刑诉法虽赋予了反贪侦查部门一定的技术侦查权，但规定相对笼统，缺乏实践操作性，本文仅从技术侦查的立法背景及实践化过程作简要探讨，旨在为技术侦查的实践提供一定思路。     

北极狐白介素-18基因的克隆与序列分析

根据GenBank中登录的犬白介素-18(IL-18)基因序列,设计了1对特异性引物.将北极狐外周血淋巴细胞经植物血凝素(PHA)诱导,用TRIzol裂解,提取总RNA,通过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扩增狐狸IL-18基因,连接pMD18-T载体,转化DH5α感受态细胞,获得阳性重组质粒.核苷酸测序结果显示,获得的基因序列全长590 bp,含582 bp的开放阅读框,编码193个氨基酸,与已知犬IL-18序列的同源性高达98.7%,氨基酸同源性为96.4%.     

论最高法院死刑复核裁判方式的改革与完善

尽管在刑法学界,死刑的存废之论都有诸多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支持,但“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已基本在我国达成共识。然而如何通过程序理性地适用死刑是一个我们在现阶段不能回避也远没有形成定论的问题。本期特别策划就是以“程序”为视角切入探讨这个问题的。希望其能为我国死刑案件的程序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推助力。     

澳大利亚轻罪案件的审理及刑罚适用

一、澳大利亚的犯罪分类与其他联邦国家一样,在澳大利亚,大部分犯罪都是违反州法律的犯罪。根据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犯罪分为三类:简易罪、可选择审判方式的犯罪和可诉罪。简易罪是性质轻微的犯罪。根据新州1986年刑事程序法的规定,简易罪只能以简易方式审判,即在治安法院由治安法官独任审判。包括:一、根据该法或其他法律要求以简易方式审判的犯罪;二、该法或其他法律规定为简易罪的犯罪;三、最高刑罚低于2年监禁的犯罪(该法或其他法律要求依据正式起诉书由陪审团审判的除外)。一般来说,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口供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方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口供的合法性是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争执中的事实”,我国犯罪构成的封闭型结构决定了控诉方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不仅决定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责任分配,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还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控诉方对口供具备合法性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口供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以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为起点

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然而,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是缺乏排除非法证据的实施性规则所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未设置专门的程序来规范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和裁决。而实施性规则最核心的问题——证明责任的分配更不明确。本文以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为起点,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对侦查、检察人员在审判前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以下称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应当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