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法理分析与制度选择

公共服务外包属于公共行政民营化的诸多类型之一,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在于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权利的正当性和公共选择理论,但其在现实和理论上还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借鉴"合同规制"理论,在私法领域引入公法的约束机制,构建正当程序、政府责任等核心制度,是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优化的路径选择。     

简论我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法制建设——从少数人权利保障的法理角度

本文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属于一个少数人权利保障的法理问题,并尝试从少数人权利保障的角度,简单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法制建设历程、其正当性即意义以及民族教育法制建设等问题。     

信赖保护与法律行为的强制有效——兼论信赖利益赔偿与权利表见责任之比较

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信赖保护的重要工具。合同责任、信赖利益赔偿责任以及权利表见责任构成了信赖保护的制度体系。信赖利益赔偿与权利表见责任虽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二者效力评价及适用方面迥然不同。强制有效作为权利表见责任的法律行为之独特的效力评价 ,其不同于法律行为效力评价体系之得撤销、无效、效力待定 ,以及相对无效 ,且以发生直接的法律效果为其特点     

权利争议罢工:正当性否定论

权利争议本应通过仲裁和诉讼途径寻求救济,实践中劳动者却频频采取罢工手段迫使企业满足其诉求.域外学者大多基于“团体协约相关性”理论和“争议行为正当性”理论,认为权利争议罢工不具正当性.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法理学、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三个维度论证分析可见,权利争议罢工不具正当性.权利诉求本身不能证明权利争议罢工行为的正当性;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社会事实表明:权利争议罢工违背程序公正,甚至损害实体公正;权利争议罢工将增大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对罢工行为应根据其性质,分类加以规范,即:对权利争议罢工,不应赋予其合法性,应采“禁止”规范思路;对劳动者集体行使劳动抗辩权,应赋予其合法性,并采“允许+衡平”规范思路;对利益争议罢工,可赋予其合法性,并采“赋权+限制”规范思路.     

刑辩律师诉讼权利的法理基础

通过剖析刑辩律师诉讼权利的法理基础,指出人本精神、程序正当性、权利意识与刑辩律师诉讼权利的关系,联系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实施状况,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水平及其公民人权保障状况,从法理角度分析刑辩律师诉讼权利的主张基础和价值取向。     

少数民族权利正当性理论述评

以时间为维度,少数民族权利正当性理论有三个层面:历史正当性,主要体现为历史补偿性权利,本质上是道德权利;现实正当性,体现为解决"多数决"民主缺陷的宪政制衡权利,本质是政治权;未来正当性,主要体现为维护和保持民族特征的差别权利,本质上是文化自由和指向未来的机会、发展平等权。     

合同未获追认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过失责任

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了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且该合同未获法定代理人追认，对善意相对人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不应适用监护人责任，但具有故意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正当性在于其故意实施了欺骗等违背诚信原则的缔约行为，引起了相对人对合同无须他人同意即可生效的误信。善意相对人还可以依据权利外观法理主张合同生效，也可以举证证明法定代理人已经表示了默示同意或默示追认。此外，法定代理人在知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后未及时告知的，应对善意相对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将善意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恢复至及时告知时的状态。     

信息自由与版权法的变革

信息自由在伦理上、法理上和文化渊源上有其正当性理据,但它与现行版权法之间存在冲突,特别是版权的扩张压缩了信息自由和知识共享的空间,进一步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互联网条件下,版权法的改革势在必行。可以考虑的改革措施包括:确立一般性的默示许可规则;扩大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取消复制权和演绎权,使版权人仅仅保留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     

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和法理基础

国际损害责任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重点，同时也是国际法学界讨论的热点，尤其在其性质和法理依据方面争议较大。在性质方面，作者强调损害责任是国际法律责任的一部分，其与传统的国家责任的规则和内容相辅相成，不应视其为“合法行为的责任”；在法理依据方面，认为现今流行的以“危险责任”或“无过错责任”或“结果责任”或“严格责任”作为国际损害责任的法理依据的观点，只是表现了损害责任某方面的特点，并未阐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仍然是行为国违反国际义务，具体来讲是违背了权利不得滥用和预防原则的义务     

论请求权二元体系的法理根据

以基础性请求权与救济性请求权区分为基础的民法上请求权二元体系之划分,事关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其法理根据之研究理当受到重视。该法理根据包括二元实体私权体系和义务与责任的区分理论。前者是指私权体系的基础权与救济权之二元划分,该体系在实体法上的真正构建,正是请求权概念出现的结果。后者是指责任作为义务之违反所致的法律后果,与义务之间存在着可否作为直接强制执行之依据的本质区别,该区别和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权与救济权之二元划分正好完全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