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理性

理性作为非权力话语 ,是法律人自我理解的前提 ,而自我理解又是法律人自我存在的依据。法的规律性认识可以通过运用人的本能的理性来获得 ,理性已不单是一个人的理性能力问题 ,而涉及主体相互间的语言沟通、交涉与理解的架构。我们对法的理性的理解 ,通常是从认知理性与道德或实践理性两种意义上来认识与讨论的。人们对法与理性的认识不是被动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所以 ,法的理性还是一种批判能力。法的信仰不能超越理性。信仰一旦超越理性、为信仰服务 ,则将导致理性丧失生命。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或无力回应当前理性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 ,我们就无法切实地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理论支持。     

法律何以能被信仰？——兼与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商榷

法律信仰是信仰者结合超验体验和理性确信、穿越精神虚拟和物质现实，强化主体意识和工具价值的一种超现实的精神活动。当代中国必须建构实在法、伦理法和自然法三位一体的法律信仰的理想图景，以解开僵化的“制度之网”，弥合法律文化的断裂和混乱，进而发挥法律信仰的精神激励、文化整合、凝聚和约束功能，至此从根本上验证了为现实功利所累，站在此岸看彼岸的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的不堪一击。     

教义刑法学的价值:一种批判性法律思维

教义刑法学是德国刑法学界的一个重要的刑法概念,从字面含义上来讲,刑法应当被当做一种信仰予以遵守。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存在人思维上的局限性。强制性、权威性并不是法律应当被信仰的理由。教义刑法学应当是理解刑法原则与规则的一种批判性的思维理念,其信仰的并不是制定法本身,而应当是一种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理性的方法。通过对教义刑法学价值的分析,有利于对教义刑法学进行更加深入地认识,将信仰法律规则转向质疑并信仰法律规则。     

法律信仰的文化因素评析

法治从精神层面上讲的是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当这种观念成为普遍的社会信仰,并支配着社会主体的行动时,法治才能实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只有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法律才真正发挥作用。本文就法律信仰的文化因素做了简要的评析,以期对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有所助益。     

视域融合的法哲学的现实分析

在现代法哲学的范式里,作为法律解释者的主体和作为法律文本的客体是分离的,这种二元结构使法律的权威得到了保证。而有的法哲学家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只有相互沟通,才能防止一种价值压制另一种价值,所以视域融合的法哲学应当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但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下,这种法哲学却可能使法律的王国支离破碎并削弱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或许我们需要的是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的法律。     

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浅析——对我国法律本质和司法观念的反思

西方国家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社会性是其法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这一观点的提出在中西方的法学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通过对宗教与法律的实质加以区别和联系,伯尔曼将整个西方社会的法律与宗教在制度上的相互促进和影响呈现在世人眼前,其对法律与宗教的历史、文化基础的剖析,以及运用现实的逻辑研究方法使我们清晰的认识到二者相互依赖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法律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更是人类正义的终极体现;而宗教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潜移默化的习惯。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是法律人内心深处对法律制度的一种解读和对法律精神的一种理性情感,这种信仰的实质在于使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并通过与宗教的融合进一步寻找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方式。     

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

世纪之交，当全球大部分地方将法律奉为至上准则来处理各类大小事务的同时，中国也理性地选择了走“依法治国”之路。在亚洲、东亚的成功表明，法律和法治在这一地区已不是政府强制推行的规则，而是人们心中深刻的信仰，是一种与商业文明对位的主体精神价值的体现。法律信仰不仅是支持法律和法治事业的精神动力，也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基本支持力量。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治是无望的。只有在法律被信仰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种理想的法治状态。本文正是拟从树立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     

论法律信仰与我国的法治建设

法律信仰就是主体对法律的主观心理信念及在这种信念引导下的行为拜从,是法治社会的精神先导,也是解决我国目前法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出路。跟建立法治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国在价值理性建构方面存在着不足,也因此影响了国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构建价值理性要充分重视本土资源,重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作用。     

论现代法治精神

推进法治进程，建设法治国家，弘扬法治精神至关重要；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体对法以及法治的理性认知和价值确信，是法治价值观；它是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律素质、法律信仰等的集合形态，是法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源泉．也是尊崇法治和尊重法律权威的一种理性的精神状态。因此，我们应该弘扬以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法治精神。弘扬法治精神，推进法治进程要注重转变法治教育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制约机制和法治良性反馈机制。     

增进法律信用与塑造法律信仰——法的现代性语境下的分析

随着伯尔曼教授来华对法律信仰的进一步肯认与张永和教授对法律不能被信仰理由的提出,法律信仰问题又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以往的研究存在着法律信仰对象、时空的错位认知和片面解读,进而缺乏对"除魅"之后的现代性社会中如何达致法律信仰的现实路径的学理探求.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法律的贯通是法律信仰的生成支点,在恪守形式理性法律及其有效性基础上所形成的法律信用的不断增进是达致法律信仰的现实路径.     

法律信任初论

当下中国学者的法律信仰研究的理论前设和结果实际上是对法律的神化.然而,法律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性,这决定我们在法律之上只能产生法律信任,即理性主体对这种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性的法律的宽容和尊重.从本体意义上说,法律信任是一种关系性质的信任,它以三大支配关系为特征.从价值意义上说,法律信任是法律权威性的直接来源.     

马克思法本质观视野下的法律信仰困境及其出路

法律的本质揭示了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事实,法的价值则回答了统治阶级应当以什么样的终极追求来平衡阶级关系,制定为人所认可的法律。马克思法本质观下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缺失了其能够被信仰的基因,从法的价值出发重构马克思法哲学视野下的法律信仰对法制社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药家鑫案”引发关于大学生法律信仰培育的再思考

法治建设的基石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信仰,＂药家鑫案＂揭示了部分大学生对法律的无知和淡漠,以及大学生法律信仰存在严重的危机。认清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找出树立和培养法律信仰的有效途径,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提高他们对法律的认同感,是当前高校教育刻不容缓的一项责任和义务。     

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

中国法律信仰论试图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寻求对中国法治精神维度的型塑,这一目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然而,中国法律信仰论者所作的是一种文化移植论式的寻求,并只就法治本身讨论信仰问题,这导致其理论存在巨大的内在悖论:第一,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第二,背后预设的是一种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走向了与法律实证主义的隐性合流;第三,文化虚无主义的背后可能是更为彻底的法律工具主义。要超越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     

法律文化之法律信仰——法治的精神内核

"信仰"本身不是法学上的概念,但是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法律信仰被越来越多的法律实践者甚至法学理论界所推崇。本文通过阐述法律信仰的内涵,法制与法律信仰的关系,强调了培养和提升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分析了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以期更多的人能够自觉的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自觉自愿的服从法律,实现真正的法治,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更是作为一种社会状态而存在。     

现状透视:我国社会法律信仰缺失问题解析

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法律信仰在全社会的普遍建立,无疑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然而,透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我们可以发现,法律信仰的缺失问题依然表现突出.法律信仰何以缺失?对这一问题的解析和研究将在根本上有益于有关法治理论的认识和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     

构建农民法律信仰,加快中部崛起

法治是中部崛起的有力保障,全民对法律的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内在驱动力。现阶段,中国农民法律信仰的缺失极大地阻碍了农村法治的实现。因此,本文在总结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现象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法律信仰的建议:加大农村法制教育力度,培育农民现代法治理念;完善"三农"立法,最大限度保护农民权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实现依法行政。     

法律信仰及其缺失的原因分析

守法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法治的实现所要求的守法不是简单的服从，而是一种民众发自内心的主动的从法、护法精神，即一种对法的虔诚的信仰，这也是法治化的“软件”支持。从公众对法律的服从上升为公众对法的信仰的过程恰是法治化实现过程的精神动力，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趋势，而我国目前洁治建设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一动力支撑。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通过论述从服从到信仰这一过程的必要性来分析我国存在的法律信仰缺失问题的原因从而对法治的实现有所启示。     

试论我国农民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

在当代中国,当以法律信仰为主导性价值取向。作为法律信仰必须具备有一个信仰主体,从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作为占有我国3/4人口的的农民便成为了我国法律信仰的绝对主体。一直以来,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水平相对较低,农民生活水平与素质也普遍不高,农民对"法"是陌生的。在我国,法律在农村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和出路,便是本文所讨论的主要问题。     

论法律信仰与和谐社会

法律信仰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尊重、信赖并以之为最高的行为准则。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对法治国家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关重要,文章分析了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提出了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