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共用物的治理模式

公众共用物本身无所谓悲剧或喜剧,由人类推动的公众共用物运动好比人类演出的一幕戏剧,有时表现为悲剧,有时表现为喜剧,有时表现为悲喜剧,而关键是我们人类对它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公众共用物治理的单一模式是:针对第一种公众共用物悲剧问题,依据第一种公众共用物悲剧产生的机理,建构防治第一种公众共用物悲剧的理论,采取将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转变为具有排他性的物权或财产权的客体的经典方法,通过将公众共用物私有财产化或国有财产化的途径,或运用市场调整机制,或运用行政调整机制解决第一类公众共用物悲剧。公众共用物治理的综合模式是:从公众共用物的状况、人的各种需求和两种公众共用物悲剧等实际情况出发,依据公众共用物的特点及两种公众共用物悲剧产生的机理,建构公众共用物可持续利用和防治两种公众共用物悲剧的理论,对不同状况的公众共用物,分别采取或维持公众共用物性质不变或将公众共用物转变为具有排他性的产权或物权客体等方法,综合运用三只手(三种调整机制)或多元调整机制和调整方法,防治两种公众共用物悲剧和反公众共用物悲剧,实现公众共用物的功能、作用和喜剧,促进公众共用物的可持续供给与利用。     

论公众共用物的法律保护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Commons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     

从雾霾论公众共用物的良法善治

大气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共用物.包括雾霾在内的大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共用物悲剧.防治雾霾可以纳入防治公众共用物悲剧的轨道,通过建立健全防治公众共用物的治理和善治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治包括严重雾霾在内的公众共用物悲剧.在防治公众共用物悲剧时,应该采取包括“政府管理、市场调节、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在内的多种调整机制,综合运用“三只手”去对付“一只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公众共用物综合治理(善治)机制.制定有关公众共用物的良法是使公众共用物得到保护的前提,而良好的法律必须首先明确公众共用物及其使用权的性质和特点.法律上的公众共用物是一种独立形态的财富和资产,应该实现从三种财产到四种财产的转变.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公众共用物保护、供给和监管的核心,应该实现从三种权利到四种权利的转变.     

论公众共用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的范围大于自然资源资产或公众共用自然资源,即不是一切自然资源都是自然资源资产或公众共用自然资源。公众共用自然资源属于扩大了的财产的范畴,它不是排他性的财产、排他性的自然资源资产,而是非排他性的新型财产。将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自然资源与排他性的公共所有自然资源(包括排他性的国家所有自然资源和集体所有自然资源)混合在一起,容易抹杀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然资源的根本区别,减少和损害公众共同享用自然资源的权益。为了正确处理自然资源资产与公众共用自然资源的关系,提出并阐明了8种确定公众共用自然资源(公众共用土地)的正当性依据和法律形式。     

知识产权法的效率价值及其实现

知识本无价,知识由无价变为有价,赖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知识的产权化界定,人为地构造知识资源的稀缺性,并赋予人们对知识资源的排他性权利。知识本无形,在这个无形世界中划定排他性边界,并使人们不得越界,其难度甚于在土地周边立围墙、将动产藏于屋内,这构成了知识产权制度实施的巨大成本。但是,知识资源产权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     

论我国水资源的所有权客体属性及其实践功能

水资源的日益重要性使其在法律上逐渐与土地资源分离,成为独立的所有权客体,且不悖于所有权客体特定性原则。在比较罗马法中的共用物、法国的公产、德国的公物及日本的公用物、公共用物等公共物品类型的基础上,应将我国的水资源界定为公共用物并为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规则。水资源公共用物的定性不仅有利于彰显水资源负载利益的全民性,将其与满足行政目的的公用物相区分,而且为理顺水资源由全民所有、宪法上国家所有至民法上国家所有等所有权类型的转化路径,直到为人人平等享有用水机会创设的水权制度提供了深层理论基础。     

论我国水资源的所有权客体属性及其实践功能简

水资源的日益重要性使其在法律上逐渐与土地资源分离,成为独立的所有权客体,且不悖于所有权客体特定性原则。在比较罗马法中的共用物、法国的公产、德国的公物及日本的公用物、公共用物等公共物品类型的基础上,应将我国的水资源界定为公共用物并为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规则。水资源公共用物的定性不仅有利于彰显水资源负载利益的全民性,将其与满足行政目的的公用物相区分,而且为理顺水资源由全民所有、宪法上国家所有至民法上国家所有等所有权类型的转化路径,直到为人人平等享有用水机会创设的水权制度提供了深层理论基础。     

我国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公共治理研究与探讨

我国海岸带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种种矛盾,易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本文通过分析＂公地悲剧＂的各种解决思路,并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公共治理理论为理论依据,研究探讨了我国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的公共治理路径选择。     

数据持有者的权利配置——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法律实现

数据是社会资源，任何数据产权配置必须保持数据的开放性或可获取性。数据来源者、数据持有者与数据使用者利益的协同是基于利益而非客体界定的权利配置框架。数据持有权是对数据事实状态的承认，但对持有者配置以什么权利需要依赖其对数据加工使用形成的数据形态和价值而配置不同的权利。数据产品化（价值实现）是一个过程，因而数据权利配置是动态的。这一过程中的数据可区分为作为要素的数据资源和作为产出物的数据产品。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于其可不断汇集而满足不同计算分析的目的，确认持有者的流通权即可以实现其价值；而一旦形成形态和价值相对固定的数据产品，则需要给数据持有者配置稳定的、具有一定排他性的产权。只有形态和价值相对固定的数据产品的持有权才具有产权分置的条件，即数据产品持有者授权形成分权体系，而在要素化阶段，数据产权的结构性分置体现为对其各自加工使用结果的独立分享——相互独立的数据要素持有权（流通数据使用权）。这是符合数据要素特征最大化实现数据社会价值的一种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需要对数据流通行为的法律规范，以创制合规高效利用数据资源的治理框架。     

论公共利益与私有财产权保护

公共利益需要构成限制私有财产权的理由。保护私有财产权,必须防止公共利益的无限扩张及公共利益的误用与滥用。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遵循利益衡量原则、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协调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并借助于宪法解释制度明确公共利益的涵义,通过具体立法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保障公共利益设定的合宪性。     

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比较研究

与物有关的侵权,根据损害结果与物的危险性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物之侵权、物上行为侵权和单纯行为侵权三类。其中物之侵权根据公物和私物在公共使用性上的根本差异,可以区分为公物侵权和私物侵权,公物侵权构成公物致害责任,而私物侵权中不动产侵权构成建筑物危险责任。公物致害责任与建筑物危险责任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其差异性本质...     

物权法中的若干行政法问题

Many elements of administrative law are related to real right law. The regulations on public interests concern the base of interference of public powers. The content of administrative private law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henomenon of “Flucht in das Privatrecht”. The control of the property by the based self-ruling community is connected with indirect state administration. The rights of the property by citizens are subjective public rights. Special sacrifice and die junktimklausel are preconditions of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ion. The register of real estate shows the interference of public right. The real right law makes rules for administrative public domain is a special example. Liang Fengyun is a juris doctor, who is a 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hina. Her individual monographs include Selected Appl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gment and Studies on Public Domain and her co-authored works are Principles of Normal Administrative Law, Seek for Good Circ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 Better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 of China. Moreover, her over 40 essays also appeared in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论民法上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不是纯粹抽象的事物，它是客观具体的，未来的民法典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其“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的立法宗旨。民法上的公共利益之主体应为社会公众，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是公共利益的主要表现形式。     

小议知识产权的私权和人权属性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构建在对财产权或私权认识的基础上,而《世界人权宣言》赋予了知识产权人权意义。正确认识知识产权私权和人权属性,有助于在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重建或优化全球知识产权制度,并防止知识产权人滥用知识产权垄断市场的行为。     

论“公有公共设施”之界定

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导致的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公有公共设施不仅包括国家所有的公共设施，也应包括私人所有而由公法人管理的公共设施。“特定目的使用”不能成为免除国家承担公有公共设施损害赔偿责任的理由。在建公有设施在一定条件下也应属于公有公共设施。公有公共设施应包括它的附属设备、设施。这种设施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特定条件下的自然物也应属于其范畴。     

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正由传统意义上的私权蜕变为一种私权公权化的权利。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趋向乃是建构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保障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公共利益价值之所需。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表明知识产权兼具有私权属性和公权属性,二者对立又统一。其中,私权属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公权属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意味着在加强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同时应当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以防止私权保护不足或私权保护过度从而破坏知识产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地位。     

公共役权的概念和性质

公共役权，是公益事业、国家或公众取得一种要求相关不动产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承受某种负担的权利。公共役权调整国家和不特定公众与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试论刑法中“公共安全”的涵义

“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这里的“不特定”应理解为无论犯罪行为是否具有针对性，最终会侵害到哪些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其事先是无法确定的，而且该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或危害结果有随时转化或扩大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