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方对社交媒体的多样化使用

<正>美国人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可谓一言难尽，他们对脸书、推特和油管等社交媒体平台有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觉得这些社交媒体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滋生出许多消极情绪；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已经与人们的文化思维密不可分，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警察部门在参与公共治理的工作中意识到社交媒体的重要性。比如，脸书和推特就经常会使用一些流行文化图片提醒居民要锁好车门。在节假日里，社交媒体平台上会有无数展示警察抓捕窃贼的小视频，警告民众提防“门廊大盗”（偷窃居民住宅门口包裹或圣诞节礼物的窃贼）。     

张国庆：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第一，美国媒体影响政府决策。由于媒体具有的特殊影响力。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并非独立、客观、公正。第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公关。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锤炼”，美国政府在影响媒体方面积累了一整套经验，     

谁更重要?——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式被形容为绩效合法性。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所形成的主观绩效是相对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但另一方政治参与行为也证实和政治信任相关,而且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基于环境邻避问题引起的事件显示市民开始主动地通过不同的参与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和政府经济绩效的取向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对于习惯以绩效合法性为管治基础的政府而言,维持和提高市民的主观绩效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方式?上述两者哪个对政治信任又更有影响?论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主要发现是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三者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     

程序正义对司法信任的影响——基于主观程序正义的实证研究

程序正义有两个维度:客观程序正义和主观程序正义,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客观程序正义.司法信任及其评估与民众的主观认知是无法割舍的,所以主观程序正义可以成为研究司法信任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基于法学和心理学交叉的实证研究发现,主观程序正义影响到人们对司法的反应和态度,如果人们感到司法机关的运作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他们便会更乐意接受该结果、遵从该结果.对浙江、江西、四川等地的实证调研和数据分析发现,程序性因素明显地影响着人们对司法的信任.     

对民警微博的司法伦理探究

移动社交媒体应用时代,社交媒体以其草根性、随意性、无约束性、有一定影响力等特征博得了民众的喜爱。而随着社交媒体用户的日益增多,公安机关正面临＂空前开放、高度透明、全时监督＂的舆论环境。若轻而视之,或处之不慎,对公安工作和社会稳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应对社交媒体,提升通过网络获取舆情化解矛盾的能力,已经成为公安机关能力建设方面极为重要的现实课题。说到这个话题,我们不得不跳转到＂公安微博＂这个关键词上。     

政府信任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对China Survey 2008数据的双层线性回归分析

已有的研究认为个人对政府的信任主要取决于其自身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但是通过构建分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个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除了受到上述自身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个人所在地的区域性因素的影响。具体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弱、信息越发达,则当地的个体可能越倾向于不相信中央政府。如果把上述静态观察纳入动态视角,那么在有效的政策措施出台前,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调低自己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一种社会的简化机制——信任的内涵与特点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简化机制,信任之于社会就像阳光之于人类,是社会各个系统正常发挥功能的最基本条件。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有机体各项功能的发挥,越能刺激和谐因素的产生,保持社会的稳定。从中西方的语体环境下分析信任的内涵,从内涵的梳理和界定中把握信任的特点,这对于我们建立并维护信任关系、增加信任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自媒体时代的数字不平等:非政府组织微博影响力是怎么形成的?

论文以28个劳工非政府组织于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发布的11791条微博的被转发和被评论情况为例,使用多层次回归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微博空间的数字不平等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工非政府组织的线上影响力相对较弱,不同组织的线上影响力仅具有较低水平的差异。组织的线下特征对线上影响力无显著影响,但组织的微博使用特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线上影响力的组织间差异。就微博文的线上影响力而言,微博文所涉及的话题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粉丝数、标签话题与原创微博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正效应,原创率则对被转发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总之,自媒体空间的数字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微博文所涉及的话题而不是线下组织特征对线上影响力具有重要的影响。     

主流媒体报道群体性事件的困境与策略

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发生相对频繁,虽然起因都是民众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进行的对抗,不带任何政治目的,但愈演愈烈的态势已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社会安全性议题。群体性事件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更重要的是使公民对政府产生了信任危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缘由,有地方政府施政方面的实质性问题,有政府处理事件行为方式失当的情况,也有国内外媒体报道不实不当的推波助澜。社会公众需要媒体来呈现群体性事件。同时,媒体应充分表达公众对于事件的认识,并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好沟通,进一步推进二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协同与合作。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警察出庭作证简要论证与设想

近来,媒体关于警察作证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从理论上讲,警察作证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目前,在我国创立警察作证制度需要从完善立法、转变观念等方面切入。     

个性、社会支持与服刑人员自杀意念的关系

本文采用简版大五人格量表、主观社会支持量表、贝克自杀量表对226名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1）服刑人员的责任性越高,自杀意念越低;神经质得分越高,自杀意念越高。（2）社会总支持影响服刑人员自杀意念的形成,支持力度越低越易产生自杀意念。（3）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责任性、健康状况、职业、独生与否与自杀意念强度息息相关,其中责任性与自杀意念相关系数最高。     

政治精英眼中的廉政公署——基于香港区议员的调查

在治理腐败过程中,腐败治理机构作为重要的制度载体,其能否有效地执行和落实,有赖于民众的观念支持。个人观念的改变是通过接受制度的象征性资源来获得,而非直接感知到抽象的制度本身。民众对于制度的评价实际反映的是其观念的变化。因此,重视民众的评价,重视民众评价背后的观念变化,对于维持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持续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试图通过一手调查数据来描述香港区议员,如何看待其专业反腐机构廉政公署(ICAC)的。研究发现,香港区议员对于廉政公署(ICAC)的执法有效性评价高于独立性评价;但其观感受年龄和政党派别的影响较为显著;与此同时,区议员对于廉政公署的评价呈现分化态势。对于数据的深入分析表明,在腐败治理过程中,重视主观测量,不仅需要着眼于社会民众的整体观感,而且还需要重视政治精英的观念、态度等主观感受,因为他们对民众的观念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进而能够间接影响到腐败制度的执行与落实。     

社交媒体之“湿”与社会之痛

这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所谓社交媒体,是指社交网站、微博、智能手机等现代信息通信工具。它们即时、海量传播信息的方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交往。8月4日,29岁的少数族裔英国男子马克·达根在伦敦被警方击毙,引起当地一些民众的愤怒。8月6日起,英国伦敦发生持续数日的骚乱,并逐渐向其他英国城市蔓延。社交媒体例如“推特”、“脸谱”     

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近年来,警察出庭作证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之一。首先,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两大法系刑事诉讼中警察出庭作证的异同点及其成因,澄清了媒体呼吁警察出庭作证常态化的误区,其次分析了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现状及确立警察出庭作证之必要性,又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警察出庭作证必须克服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警察出庭作证范围“度”的把握,最后设计了警察出庭作证的制度保障措施。     

新社会阶层协商性政治参与研究

新社会阶层由于其参政能力与参政意愿与原有社会阶层相比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同时,新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制度的公平性上与传统社会阶层相比也存在着制度性失衡.协商性政治参与模式的提出,一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促进阶层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与公共环保行为——基于中国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什么有些公众不参与而有些公众参与公共环保活动?论文从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视角,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数据,分析了客观资源条件、主观心理愿意、社会网络动员、大众传媒等因素对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对公共环保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客观资源条件中的受教育年限,主观心理愿意中的环境关心、环保责任感,社会网络动员中的就业状况、政治身份、社会互动显著正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相反,语言表达能力、环境污染关注显著负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大众传媒需区分为电视传媒和非电视传媒,电视传媒显著负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非电视传媒显著正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上述研究发现有利于拓展公众环保行为理论,为政府提升公众公共环保行为提供政策参考。     

媒体报道与民事审判

随着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社会对于公共事务的认知在在加强,对公共事务及社会事务的参与感也随之加强,民众要求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的意愿也越发迫切.司法权作为公共权力的一种,成为了社会公众对之进行监督的重要对象.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经渗透了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社会公众对社会事务进行监督和关注的重要媒介.民事案件尤其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媒体对案件的审理过程及审判结果有着极大的兴趣.媒体报道与民事审判就本质来讲,其价值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的实现,所以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事审判,对审判过程的透明性及审判结果的公正性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媒体审判自身具有的特定及运作方式,加之对大众媒体监督司法审判的立法缺失,实践中媒体在司法活动中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利于审判公正与中立.本文从媒体报道与民事审判的关系及媒体审判的功能方面,进行进一步阐述,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     

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下篇·警察卷)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警察群体对刑讯逼供的主观认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警察普遍能够正确掌握关于刑讯逼供的知识,但深层次心理上对刑讯逼供的宽容度仍然较高,因而易发生“知”与“意”割裂的情况;警察对已提出的刑讯逼供防治措施以及对短期内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信心明显不足;警察个人工作、学习等不同背景会对刑讯逼供之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调查结果所显示的警察群体对于刑讯逼供的主观认知状况,建议在推进警察教育改革,加强警察队伍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建设与基层工作,从多方面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公共外交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媒体的国际传播等形式,以影响他国民众的态度和意见,旨在树立、提升国家形象,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形象是国际公众对一国的综合印象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日益受到中国政府和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