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纠纷诉讼调解机制运行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证分析——以上海为研究对象

上海市金融纠纷诉讼调解实践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公权力机关大力强调调解方式的全面贯彻与运用,对其解纷效果抱以很高期待;另一方面,诉讼调解的现实功用较为有限.本文主要对影响当事人选用诉讼调解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进而破解上述困境.就金融纠纷诉讼调解制度而言,法官对诉讼调解方式的控制力、初创企业对诉讼调解方式的偏好是促进诉讼调解方式发展的因素;解纷市场主体总体上对诉讼调解方式的不偏好是诉讼调解方式难以得到广泛运用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因此,解决上述困境的路径是限制法官对诉讼调解方式的控制力,发掘解纷市场主体对解纷方式的需求,根据解纷市场主体对解纷方式的真实需求发展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     

作为诉源治理机制的行政调解:价值重塑与路径优化北大核心CSSCI

行政调解具有其他调解制度所不具备的独特比较优势,新时代国家试图使行政调解重现生机,发挥其作为常规性解纷机制的诉源治理功能。但囿于立法阙如、"诉讼中心主义"观念、"压力型维稳体制"等诸多因素掣肘,行政调解面临合法性不足、权威性流失等多重困境,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防线上整体退缩。为使行政调解摆脱制度困境,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重塑行政调解的价值,对其进行法治化重构,尽快制定《行政调解法》,明确调解范围、规范调解程序、提高调解协议效力、完善"三调联动"机制、推动调解社会化,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合作。这既是完善中国特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由之路,亦是面向美好生活的应然之需。     

强制调解：消费纠纷解决的制度选择——基于实证视角的分析

在国家制度为消费纠纷所提供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中，实证调查表明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发挥着解纷的重要作用并在消费者的解纷选择中具有优位性。基于消费者对消费者协会调解的需求、使用，以及满意度的经验性评估，为了提升消费者协会的解纷效能，应当建立强调程序合作的程序强制调解制度。     

设计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黄金分割线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上均与发达国家或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发展的需要。本文尝试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原则、立法模式、范围、程序、限制、效力进行规划,从而找到解决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黄金分割线,这对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机关灵活高效地行使行政权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裁决的实践困局与制度重整

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依申请和法律法规授权对民事纠纷的居中裁决。但在实践中，行政机关普遍不愿裁决甚至主动规避裁决，导致行政裁决制度在我国陷入严重的实效性困局。对此，坚持“站在法律之内看法律”的规范法学既不能对行政机关的规避行动作出明确的合法性评价，更难以全面解释行政裁决制度陷入困局的原因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基于制度分析的理论视野，过高的制度运行成本、“司法中心主义”的强势话语影响和难以适应转型社会的解纷需求是行政裁决陷入困局的根源。基于此，应通过增强行政裁决设定规范的明确性，强化行政裁决与行政调解、民事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调性，提升社会公众和行政机关对行政裁决制度的认同性等方式，推进我国行政裁决的制度重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破解我国行政裁决制度面临的困局。     

论公安机关的行政调解制度

在我国,公安行政调解制度具有文化和实践的合理性,同时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赋予其合法性,因此,公安行政调解制度是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在实践运行中却存在着种种缺陷,为了发挥行政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优势,实现其价值。我们应在调解原则、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效力及法律监督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安行政调解制度,提高公安机关行政调解的能力,以促进社会纠纷的解决,和谐社会的实现。     

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分析

我国目前行政诉讼领域否定调解制度的存在,而近年来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本文试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导向,国际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趋向,以及行政诉讼调解的实践价值、理论价值、制度价值等方面论述构建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浅议行政调解制度

行政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一种有效措施,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转型,行政调解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这么简单了.行政纠纷的日益复杂,诉讼高潮的到来要求将灵活、有效的行政调解制度引入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来,从立法层面上给予行政调解新的内涵,通过制度完善,真正实现行政调解解决行政纠纷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对行政纠纷的行政调解角度出发,探讨了行政调解的内涵、原则、效力等内容,并对我国建立行政调解制度模式提出了相关见解.     

法国调解专员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借鉴意义——行政不良的一种解决机制

法国的调解专员制度是解决行政不良的一种制度，其调解专员在宪法上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机构；在尊重法院的前提下，调解专员受理人们对行政不良的任何申诉，具有广泛的调查和建议权，并能将其改革建议公之于众，很好地监督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我国信访制度自建立以来，成为政府了解人民对行政不满的一个重要窗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需要在独立性、人员素质和权力设置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造．才能越来越适宜解决行政不良的实际需要。     

行政争议的调解解决：理论争鸣及视阈转向

目前，我国的行政争议数量激增且类型多元，而其解决渠道则运行不畅且效果欠佳，无法满足社会解决行政争议的现实需求。由此，行政争议的调解解决日渐得到重视，因其存在的理论桎梏导致理论界和卖务界对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有必要对行政争议调解解决的理论争鸣进行梳理，并应根据形势发展之需适时对固有的研究视阈进行转向，将其研究视阈从理论供给转移到实践需求、从法律原则转移到解纷方式上来，为行政争议的调解解决寻求相应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支持。     

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处制度

行政调处是一项十分中国化的制度,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和研究行政调处制度是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作为各种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统称,行政调处存在着设定缺乏整体性等诸多不足。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机制对行政调处进行全方面的制度变革,以适应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正当性构建

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公权力不可处分"等观点否定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受此影响,我国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行政审判实践中,以"协调"、"和解"等形式变通适用调解的做法一直存在。这一矛盾根源在于将"公权力不可处分"、"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等学说的绝对化。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和契约行政的渐成趋势,使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立具有了充分的正当性。但同时,行政裁量权的有限性和契约行政的局限性,又决定了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应当是一种有限的调解。     

法治视野下的公安行政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存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程序上,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习惯在法治呼声高涨的社会中很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关注和研究公安行政执法程序问题,解析公安行政执法程序执行上的困难,从加强行政执法程序性训练,完善法律规制以及发挥调解、听证等程序的法律价值等几方面着手,积极回应社会对公安行政执法的程序法治要求。     

论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的调处

公安调解是我国一种重要形式的行政调解,然而,它并非是对民事争议的调解,而是以调解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并无调解权,其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无强制执行力,这种状况造成了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公安机关应拥有对民事纠纷的法定调解权,并通过调解协议公证或法院备案的方式将其主持下产生调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公安调解的人员、编制、经费、程序等配套措施。     

论我国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目标定位——以地方规范性文件的比较分析为视角

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正式确立了行政复议调解制度。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应有六大目标选择:平等参与、意思自治、合意抉择、法律规范、提高效率、减缓冲突。根据湖北、天津等九地的实践调研情况,对其规范性文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横向对比,总结归纳出行政性功能类、价值性功能类和效率性功能类三种模式,并对我国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目标定位提出建设性意见。     

论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且对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和解也未作规定,然而实践中和解普遍存在。行政诉讼和解存在的有力依据为:现代公共行政已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和解是不同于判决和撤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与法治原则并不矛盾。它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并能够促使新的行政活动方式产生。在中国语境之下,未来《行政诉讼法》应建立和解而非调解制度才是最佳选择。     

论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简

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是伴随着政府服务功能的发展，从行政裁决范畴中独立出来的一种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然而，以《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为样本进行剖析的结果显示，知识产权领域的行政调解目前在性质上仍然被视为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调解过程习惯性地被烙上了行政执法的色彩，其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应尽快实现从传统执法到现代服务理念的更新；通过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办法》，从制度层面切实推进行政调解服务主体的多样化、服务对象的类型化、服务程序的精细化和服务损害的可救济化。在实践层面，应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克服基层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障碍，实现行政调解和司法程序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下行政调解制度的构建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需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亦要求在行政救济领域达到理想的效果。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监督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的行政救济制度,也必然要求达到这种和谐的状态,即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不能简单一判了之,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从而构建起一种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而行政诉讼调解机制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兼与朱新力教授商榷

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法院调解现象,这与《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形成冲突。实践表明,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行政诉讼法》应当适时加以修改,确立有条件适用调解的原则,同时明确规定调解适用的原则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