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探究

恐怖主义行为因情节不一可区分为恐怖主义行政违法行为与恐怖主义刑事犯罪行为，我国对其认定采取的是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双轨制”的模式。虽然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二者也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在恐怖主义认定的实践和理论中都具有行刑衔接的必要性。由于存在立法价值选择上重安全轻自由、反恐立法体系组织上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导致出现反恐对象指向不明、立法体例合理性欠缺、执法司法程序衔接不力的问题，影响了反恐工作的公正与效率。对此，应从理念导引、形式与实质并重的法律保障方面建构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     

强化基层反恐能力 从源头上解决反恐问题

上个世纪以来,各种国际恐怖主义逐渐兴起,被称为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世界上有案可查的恐怖组织多达1000多个,而行动活跃、破坏力强、影响大的组织也有几十个。进入到21世纪,恐怖主义活动仍然日益猖獗,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危险已经成为了威胁当今社会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我国也受到了国际恐怖势力、邪教恐怖势力的侵犯,因此对恐怖势力的防范与处理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中之重。如何强化基层的反恐能力,从根源上找到解决恐怖主义行为的措施,是反恐行为的关键所在。本文将首先分析我国地方恐怖主义的发展现状,介绍恐怖主义的特点和危害,接下来对完善基层反恐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讨论如何从根源上解决反恐问题。     

我国面临的国际恐怖犯罪现状与应对策略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威胁当今国际社会安全的非传统安全因素,近年来,国际恐怖组织、个人,以及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藏独”恐怖势力、邪教恐怖势力,尤其是境内外“东突”及“藏独”势力的恐怖主义犯罪已经对我国构成了现实威胁。针对威胁,公安机关应积极推动我国反恐立法,完善反恐工作机制,参与国际反恐合作,重视情报、舆论引导和群众工作,加强安全防范和预案演练,以有效遏制和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反恐视域下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检视 ——以反恐安全防范为例

为实现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对安全防范措施的规定较为全面,但安全防范措施的执行“宽松软”及安全防范措施的监督存在“重处罚,轻整改”等问题,导致《反恐怖主义法》的安全防范治理效能弱化。在公益诉讼范围拓展上,引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反恐责任主体,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在反恐公益诉讼检察模式上,以预防型公益诉讼为原则,明确反恐安全风险认定标准;在反恐公益诉讼体系建设上,增设反恐预防型公益诉讼、反恐民事公益诉讼及反恐行政公益诉讼三大公益诉讼模式,推进我国反恐安全防范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警用无人机参与反恐攻击行动的法律规制研究

在反恐攻击行动中,可按照警用无人机挂载的警用器械和将要实施的攻击行为将其视为警械或武器加以规制。但是,由于警用无人机的特殊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警用无人机参与反恐攻击行动在套用现有的法律法规时仍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在考虑警用无人机特殊性的基础上,确立警用无人机参与反恐攻击行动的基本原则,并在法律、法规两个层面完善立法,进一步完善反恐行动中警用无人机参与攻击的法律规制,以推动我国反恐怖主义工作不断进步。     

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底限

恐怖主义是人类生存面临的难题,它通过暴力和残忍的手段,对世界和平、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乃至人类文明造成严重威胁.恐怖主义是当代人类之间展开的另一种形式的自相残杀.但是,即使其在法律上是严重违法的,在道德上是难以立足的,然而,毕竟有其存在的深层根源.因此,应当明晰恐怖主义与反恐的性质,正确认识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价值与效力之间的冲突,并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恐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寻找经验和借鉴,从而正确协调恐怖主义与反恐以及反恐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关系,为解决这一死结提供一条可行路线.     

反恐突发事件与人权保障

在当今中国,恐怖主义活动日趋猖獗,已严重地威胁着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国际社会热点问题,反恐与人权保护已经受到了各国的普遍关注,也随着反恐发展的新局势引起我国的极度重视。打击恐怖主义有利于更好的保护人权,但反恐措施的不当也会对人权造成损害。因此,如何处理好反恐与人权保护的关系,是各国都在探寻的问题。本文以昆明火车站3.1恐怖暴力事件为引子,来探讨在反恐中应该如何做好人权保护。     

海上反恐与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研究

海上恐怖主义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海上恐怖组织或海上恐怖分子以暴力手段,从事危害海洋安全,危害船舶以及船上财产和人命安全,危害港口设施安全的恐怖活动。海上恐怖主义和海盗行为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同时又有着密切联系。美国"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活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纷纷制定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海运反恐立法方面,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的反恐国际安排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构成了国际海运安全制度的主要内容。我国作为海运大国,同样面临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我国亦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重构海运反恐立法格局。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预防性反恐研究——以十九大报告为切入点

十九大报告将反恐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暴力恐怖活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预防性反恐是反恐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有着强烈的内生需求和外在压力,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方向指引和技术管控。具体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守人权保障底线。明确不法意志的有无是预防性反恐罪与非罪的质变节点,清晰不法意志的大小是刑罚轻重的设置标准,透视距离不法意志的远近是非罪措施强弱适用的依据,具有导引反恐进路、框定反恐条件的积极作用。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预防性反恐的制度建构需以不法意志为核心,合理限定预防性反恐的刑法边界,均衡调适预防性反恐的衔接机制,科学设置预防性反恐的程序内涵。     

新加坡“去极端化”反恐策略评析

新加坡"去极端化"反恐策略产生于"基地"组织2001年袭击美国后,其主要恐怖袭击威胁包括"伊斯兰祈祷团"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去极端化"反恐策略的主要目标包括对极端分子和武装分子的教育改造,在社会层面进行"去极端化"工作以及为国际"去极端化"策略提供借鉴范例。新加坡"去极端化"反恐策略包括行为与思想两个方面,具体而言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对暴力极端分子的"去极端化"工作和在社会环境中进行"去极端化"。新加坡"去极端化"方案总体来说比较成功,但是也存在一些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信息化条件下公安机关创新企业保卫工作研究

公安机关要直面国际斗争的战略变局和我国企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转变内保工作观念,树立把反恐维稳工作放在首位;管理和服务并重,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以及依法稳妥处置涉企案事件的内保工作指导思想。统一内保机构建制,确立三级指导三级管理的内保体制。建立单位负责,公安监管;内保工作纳入社区警务;信息共享,协同管理;警企协作以及行业协会参与的内保工作新机制。通过指导企业制定反恐维稳预案,并加强演练;与时俱进掌握辖区企业基数,及时调整企业信息的采集范围;创新企业内部治安管控措施;充实社区警力,加强社区民警对企业的监督指导力度;创新警企联系方式,提升服务企业效能等举措来提升企业保卫工作的质量。     

非传统治安论

非传统治安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形势下,伴随国际关系格局大调整和国内社会大变革过程而产生的社会治安新问题、新形态、新观念、新战略。非传统治安问题主要包括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毒品走私、网络攻击与计算机犯罪、地下经济与非法洗钱、经济金融危机与社会动乱、环境破坏、资源争夺与重大安全事故及群体性事件、人口膨胀与非法移民、流行疾病与社会稳定等问题。这些非传统治安问题具有暴力性和非暴力性交织、跨国性扩散和网络化传播、连锁性影响和迭加性威胁、潜在性积累和突然性爆发等特点。制定实施非传统治安战略应当树立科学的大治安观;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非传统治安与传统治安的关系;完善国内国际法制,为应对非传统治安问题提供法律依据;建立应对非传统治安问题的政府危机管理机制;以及加强应对非传统治安问题的国际合作,等等。     

城市反恐重要目标安全防范试点与研究

“9·11”以来,国际恐怖活动与反恐斗争的较量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但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恐怖主义威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持续存在且更加突出.“三股势力”和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个体暴力恐怖威胁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因素.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城市反恐试点单位的成功做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建立党政领导,部门参与的反恐防范工作格局;二是加强防范恐怖犯罪公众教育,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三是建立统一高效的情报信息工作机制;四是明确责任,建章立制,夯实基础;五是制定应对预案,通过演练予以巩固完善;六是强化检查考核,促进防范责任和措施落实.     

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的观念与路径

在大规模社会建设时代到来之际,公安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今后公安工作的基础性和长期性工作,才刚刚起步,其理论和实践对我们而言都是全新的,特别是在中国国情下。我们特别需要清理已有的基本观念上的迷误,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安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整体架构作出一种基于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结构关系背景下的勾画。     

借鉴与完善：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研究

我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不够清晰,限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传播的法律制度落后。同时宗教管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须完善我国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立法以及相关制度,要准确落实我国的宗教政策,将宗教限制在私人空间。在公共领域宗教并无自由。我国须加强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教育,并完善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相关立法。应当制定反恐法,将宗教极端主义行为及言论作为反恐法管制的对象之一。完善刑法规范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应当在刑法中增加“领导、组织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罪”、“领导、组织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罪”等,并完善互联网的相关立法。     

“Shaping history” or “Riding the wave”?: President Bush's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opinion of terrorism, homeland security, & crime

The theory of presidential influence over public opinion is used to predict the impact of presidential rhetoric on the public's concern for terrorism, homeland security, and crime a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facing the country.” Using OLS time-series regression, the authors find consistent results that President Bush influenced public opinion in relation to terrorism, homeland security and crime, despite the overwhelming events of September 11th and its impact.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he president's ability to shape events and how some events shape the presidency.     

《孙子兵法》与我国反恐策略

在防范和打击针对我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孙子兵法》中的某些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我国应以“全胜”为目标,灵活运用孙子的谋略思想,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反恐策略。在国内,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努力消除恐怖主义活动可利用的不利因素,加强针对性的预防、打击措施和应急处置体系建设,努力将恐怖主义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国际上,继续扩展和巩固国际反恐合作,尤其是中亚地区各国的国际反恐合作,壮大国际反恐阵营。     

Human Rights as a Security Threat: Lawfare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Human Rights NGOs

In this article, I show how the term lawfare is being deployed as a speech act in order to encode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 a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he objective, I claim, is to hinder the work of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that produce and disseminate knowledge about social wrongs perpetrated by military personnel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particularly evidence of acts emanating from the global war on terrorism—such as torture and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that constitute war crimes and can be presented in courts that exercise universal jurisdiction. Using Israel as a case study, I investigate the local and global dimensions of the securitization processes, focusing on how different securitizing actors—academic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ink tanks, policy makers, and legislators—mobilize the media, shape public opinion, lobby legislators and policy makers, introduce new laws, and pressure donors to pave the way for a form of exceptional intervention to limit the scope of human rights work.     

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武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国际法律秩序的前途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命运。通过对美国武力反恐政策与实践在国际法学界引发的争议、国际法上自卫权规则和安理会授权武力强制措施的适用性、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对自卫权理论和规则的发展方向的影响 ,以及联合国在武力反恐中的作用等问题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现有国际法理论和规则并不完全支持武力反恐 ,但是完全排除受害国使用武力反恐既不合理也不可行。为了既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又不滥用武力 ,现行国际法和联合国体制都需要改革 ,以建立一个由和平措施和武力措施共同构成的反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