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路径之探析——以白山市江源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近年来,白山市江源区通过城市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六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促进了党的组织力、治理力、公信力,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高度契合“两山”转化的全员、全域、全周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在此进程中,基层治理是最基础性的。通过在预算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实行预算民主,云南省盐津县在2014年实行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不仅在基层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基层民主,而且在基层治理领域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的民主治理模式,使得公共资金的分配更能满足公民的需要,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由于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群众参与预算的实施也极大地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总之,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在基层治理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试点,它不仅对盐津县也对云南省其他地方乃至中国其他地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基层法院的乡村治理实践路径--以司法助推村规民约健全和规范适用为视角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实现村规民约行政村全覆盖”,为基层解决社会纠纷、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规范支撑。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人民法院要立足社情民意,创新司法供给形式,推动纠纷源头化解。人民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和职能就是指导、规范和健全村规民约的制定及适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纠纷解决、乡风文明建设、依法治村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基于派出所法律实施的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以浙江K派出所为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严打"、"普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方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吹响了全面依法治理基层社会的号角.作为拥有执法人员数量最多的基层执法机构,处在社会矛盾解决第一线的派出所的法律实施依据、方法和技术理应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法治资源和法治路径.浙江省K派出所的案例、做法和制度有力地诠释了派出所的法律实施契合基层社会治理.派出所法律实施所展现出来的四大法治功能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桥梁.派出所应从人口管理、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服务社会、走群众路线、严格遵守程序原则和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性因素等方面来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理念支持和行动榜样.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之实践路径——以泉州市为例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充分表明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取得新突破的关键领域.泉州市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明显上升,但实践中依然面临权责不匹配、财力不足、人才资源不充分等困境.为此提...     

多管齐下的治理策略:国家建设与基层治理变迁的历史图景

论文将基层治理问题放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将基层治理问题归结于国家如何为社会订立规则并获取服从的问题。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国家诉诸于多种手段和方式,动用其可资利用的资源,以求实现现代国家基层社会控制或者说基层治理的目标。这包括正式官僚体系的建立与理性化;依靠非正式官僚承担行政管理的职责;依靠群众动员;依靠官办社会组织;依靠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论文从一个侧面勾勒基层治理演变的历史图景,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基层治理方式"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因。     

乡村基层执法的空间制约与机制再造

中国的基层执法深受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态的影响和塑造,“治理空间”可以同时容纳这两种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执法的新视角。乡村治理空间为基层执法提供具体场景,其“拥挤社会”特性和“权力分散”特性,严重制约着基层执法能力。空间区域化机制通过建立综合治理(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机构的统合和区域化;通过将村级组织、村干部、网格员等纳入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空间的分界和局部化;通过对时间和资源进行情境化配置,实现了时空分区。区域化机制重构着乡村治理空间,回应了基层执法权薄弱和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再造基层执法,提高了基层执法效度。     

村干部与实践权力——精准扶贫中的国家基层治理秩序

农村精准扶贫是一个国家基层治理的典型代表,它既是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发展乡村社会经济的重要路径。精准扶贫中的权力格局有三种不同的权力形式:总体权力、技术权力和实践权力。总体权力试图借助技术权力来兑现精细化的治理目标,而技术权力又需要实践权力来落实具体政策。实践权力及其社会再生产根植于地方社会的乡土秩序,并对国家政策绩效产生实质影响。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只有梳理好总体权力、技术权力与实践权力的传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把基层治理摆平理顺。     

村干部与实践权力——精准扶贫中的国家基层治理秩序北大核心CSSCI

农村精准扶贫是一个国家基层治理的典型代表,它既是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发展乡村社会经济的重要路径。精准扶贫中的权力格局有三种不同的权力形式:总体权力、技术权力和实践权力。总体权力试图借助技术权力来兑现精细化的治理目标,而技术权力又需要实践权力来落实具体政策。实践权力及其社会再生产根植于地方社会的乡土秩序,并对国家政策绩效产生实质影响。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只有梳理好总体权力、技术权力与实践权力的传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把基层治理摆平理顺。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城乡基层协同治理的难题与化解:顺德改革的探索

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完成由"乡"到"城"的治理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中,协同(多元)治理已经成为各地尝试的模式。顺德"政经分离、政社分离"的"治权"改革也将协同治理(共治)作为了城乡基层治理改革的主要模式,通过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最优关系,构建多元协同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顺德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是其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顺德综合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逐步推进的。然而,随着综合改革的深入,顺德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公共服务能力和村(居)民的公共参与意识等方面。顺德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城乡基层治理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及价值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诉求的多样化需要多元法律规范为其行为提供保障.软法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义高度契合,其不仅具有充分实现"三治"融合、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提供纠纷化解新途径、促使社会治理主体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功能,还以独特方式彰显了法律价值...     

辽宁:打造基层治理法治化“辽宁样板”

在过去的一年,辽宁省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7.4万余件;以星级司法所创建活动为载体,打造业务用房面积180平方米、工作人员5人以上的五星司法所93个;建立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两所联动"机制,有效预防极端案事件发生;建设"村(居)民评理说事点"1.6万余个,实现全省乡村、社区全覆盖,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辽宁样板"。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论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没有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基层直接面向人民群众,是最具复杂性的治理场域,需要处理各种治理难题。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浅谈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顺利实现意义非凡.辩证分析看待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层要求,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和依法办事能力、基层法治工作队伍和全民法治观念入手,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国家安全的六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不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治理从“社会建设”领域调整为“国家安全”范畴,这并非是内容的简单位移,而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全方位变迁。我国社会治理效能体现的关键在基层,核心在基层,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下主要集中于制度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资源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六个层面。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探讨国家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断向国家安全赋能。     

基层政府分层治理模式考察——基于农业产业培育行动逻辑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农民发展权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政府围绕如何培育农业产业,形成“差序治理模式”的行动逻辑,即基层政府依据村庄间实际条件的差异确定优先扶持的秩序,并据此提供种类和数量不同的扶持政策。从提升农业产业扶持资源的使用效率来讲,差序治理模式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种模式也易造成产业扶持和培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导致不同权利目标间的失衡和农民发展权的不平等对待。基于法治视角的分层治理模式,应当遵循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的原则,采取法治化的分类治理策略,扩大农民参与权,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平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