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讨

本文介绍了附条件不起诉的概念、司法实践及争议,认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契合了起诉便宜主义之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其正当性;并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探讨。     

职权主义:一种谱系性的“知识考古”

<正>在当下中国刑事诉讼研究中,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已成为观照域外法治国家诉讼模式的基本范畴;"贴标签式"认定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英美法传统的国家则是当事人主义,似乎也成了学界的固化认识,甚至还作为一种"正确知识"被传播开来。正是基于此种前设性认知,在判别中国刑事诉讼基本模式上,人们往往认定中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形态也是职权主义,总体上与欧陆近似。进一步,在刑事司法改革的浪潮兴起之后,当事人主义或者是吸收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某些要素,成为了改革的主流意见。     

德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确认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是适用范围过窄,限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功能性作用。大陆法系的德国基于便宜主义原则而适用的未限定行为主体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司法上的理智选择,体现了诉讼经济理念,其司法实践的具体数据为我国刑事审前分流机制的改革提供了范本。附条件不起诉作为刑事案件"去犯罪化"的策略之一,适应现代刑罚目的观转变的需要,也符合现代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它创造法律秩序下的和平并且使被指控人再社会化成为可能。     

德国不起诉制度浅探

德国《刑事诉讼法》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原则为例外,但不起诉制度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其自身也存在着若干弊端,只有完善对它的各种监督机制和配套措施,不起诉制度才能在兼具合法性和实效性的基础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功能。     

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面临的几个选择

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应当在整体上注意把握几个重要问题的选择,这些问题是: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诉讼模式的选择;法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选择;刑事诉讼现代化与维护现行宪法体制的选择;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选择;正当程序与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选择。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实践与启示

作为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三大支柱之一,日本于2004年制定《裁判员法》,在刑事审判中实行国民参与的裁判员制度。虽然裁判员制度的引入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它对日本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更为重要。裁判员制度不但带来日本刑事诉讼理念———当事人主义的回归,还给日本刑事司法的实务运作带来划时代的制度变革。考察日本裁判员制度,对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乃至刑事诉讼程序不无裨益。     

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的研究——刑事证据的简单理论分析

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再次修订，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化发展刑事司法的程序化问题，国际人权组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统计公民权利数据突显的问题与国家司法程序与实体的矛盾使得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又被提上议程。作为我国制度改革与创新的阶段，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修改的问题已经凸显，辩护人制度、强制手段导致的超期羁押、刑事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问题、证据边缘化问题和简繁审判分流体系这五大内容都是目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本文就其证据的一般理论进行简单的分析以窥蠡测。     

庭审效率与程序公正──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采访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已近一年了，正如立法时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部总结我国几十年刑事诉讼司法经验并大量借鉴国外先进诉讼理论与实践的法律，在保障公正审判和公民合法权利的同时，其实际运作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近一年的司法实践表明，这些问题不但存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困扰着司法实践工作。必须承认，关注并解决这些问题与创制这部法律同样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庭审效率与程序公正，关系到庭审方式的改革乃至整个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成败。10月底，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中心在深圳召开了刑诉法实施问题座谈会，来自高法、高检…     

中日两国刑诉法制度之比较

近邻日本以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和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因素相互融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经过改革开放实践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特色。在总结自己的经验的同时研究比较日本刑事诉讼制度，借鉴其成功的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经验中的有益因素，     

刑事诉讼价值平衡论

共存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自由与安全两大基本价值的冲突,导致了自由价值取向的当事人主义和安全价值取向的职权主义这两种诉讼模式的并存,而这两种诉讼模式都是刑事诉讼价值失衡的外在表现.以当事人主义的英国和职权主义的俄罗斯联邦为代表的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昭示了一个真理:刑事诉讼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的平衡是现代刑事诉讼价值体系的最佳状态,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和终极目标;刑事诉讼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的平衡或失衡都是自由价值力量与安全价值力量相较量的结果,自由价值力量与安全价值力量的大小变化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终极动力.     

一部被“折扣”的法律——析《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

当下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为何,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职权主义模式;二是混合模式;三是超或强职权主义模式。这些归类并不能全面概括中国刑事诉讼的形态,也不能满足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     

《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笔谈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刑诉法修改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改革和完善。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界对刑诉法的修改一直给予高度关注。为帮助广大读者深入学习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本刊特邀几位专家学者就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笔谈,以飨读者。     

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法理基础探析

近年来，一些检察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了试点探索；理论界、法律界也借刑事诉讼法再修订之际，提出在立法上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议。作为近年来颇具争议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否具有法理基础，值得我们研究和探析，     

当事人主义化的证据规则——台湾刑事诉讼引进传闻规则述评

2003年,因应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化的改革,台湾修正并增补了其《刑事诉讼法》第159条,明确引入传闻规则。该规则的引入在台湾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实务部门对此也态度不一,反映了立法和实践的背离。通过对台湾引入刑事传闻规则的原因的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出,此次修订立法是符合世界范围内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规律的,但其立法及实施环境中存在的不足,即,立法中对传闻规则的现代法理基础认识的不足而导致的体例一致性和制度系统性的阙失;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传闻规则的观念缺位,则使传闻规则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也预示了制度的移植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磨合的过程。     

关于暂缓起诉制度的思考

20世纪初期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了报应型理论后,起诉便宜主义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许多国家通过对检察制度改革赋予检察机关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暂缓起诉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起诉便宜主义在刑事诉讼中的反映。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司法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为我国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促进司法的公正提供了良好的愿景。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完善,以弥补司法鉴定制度的不足。本文在分析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的措施。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之检讨

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要求。如果不能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将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实质意义上的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     

我国建立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是在职权主义的基础上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但却没有设置与对抗制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不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效率的价值目标。为此,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刑事诉讼立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探讨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对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逮捕制度改革和完善的若干思考

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规定的强制措施之一,既关系到刑事诉讼能否顺利进行,又对人权保障有着重要的影响。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进行了重大改革,但在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中,我国逮捕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与不足依旧明显,逮捕这项强制措施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酌定不起诉之现状考察及完善思考

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重视起诉率而忽视酌定不起诉的现状,限制了检察官司法裁量权的行使,淡化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案件过滤、数量调节以及政策调整的审查起诉职能。在当前犯罪态势依然高发,法院审判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应顺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路径,以检察官司法裁量权为视角,重新解读酌定不起诉的立法价值和指导思想,探索酌定不起诉制度的改革完善模式,并以此促进酌定不起诉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制度价值的全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