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再法典化的知识路径及其现实展开

法典化作为一种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法律现象,具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和现实使命。法典化是19世纪欧洲具有显著时代标志的社会事件,其最大实践抱负就是要为法律的发展提供一个垂范永久的统一框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解法典化已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面向。解法典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法典化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打破统一、促进融合的过程。从思维模...     

清代民间土地契约对于典的表达及其意义

典是中国古代民事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这一概念在现代民法的权利体系和概念体系下却不能正确解读。本文通过分析清代民间土地契约中对于典的关系的表达,把握存在于清代的关于典的观念和习惯,并由此得出结论:在清代,典在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的卖,出典开始了一个业权转让的过程,找贴是其后续阶段,在找贴之后便成为绝卖。因此,我们很难将清代民法中的典归入现代民法中的物权体系,甚至也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民法中的债权关系,而需要对其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     

刑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法律类型

刑法针对危害社会的行为,民法针对个体之间的损害行为。"危害"与"损害"有着不同的性质。这是由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决定的。"竞合"情形下的刑事犯罪与民事违法是不同评价标准得出的不同事实,即"竞合"是评价上的重叠,恰恰表明作为评价规范的刑法与民法本身的不同。刑法与民法之间不具有直接衔接关系,不存在所谓"刑法的民法化"或者"民法的刑法化"。我国实行的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容易模糊刑法与民法的双轨关系,可考虑加以改变。     

论刑法的民法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二元社会的确立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 ,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会出现刑法的民法化现象。审视新中国刑法的改革与发展 ,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何谓刑法的民法化 ?怎样看等这一现象 ?本文作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论法国民法典的宪法化

《法国民法典》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为形成和维系大革命以来的法兰西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宪法法院通过合宪性审查不断使民法典受到宪法规范的约束、辐射和渗透，实现了路易·法沃赫教授所说的“宪法化”。30余年的宪法化进程使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进入了一种规范语境，民法典在规范上已经受到宪法的切实约束，同时，民法典作为“真正宪典”的社会作用也逐渐被人权宣言所取代。在探讨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时，“民法典是真正宪典”这一社会学命题不应错误地扩大到规范领域，更不能不顾时代变迁，忽视宪法化的时代背景。     

房屋典契履行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之探析

房屋典权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典权形式。典权是通过典契设立的。纵观典权纠纷案件 ,无不与典契的履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房屋典权制度 ,就必须要研究典契 ,研究典契 ,就必须要对房屋典契履行过程中的重要法律问题进行探讨。本文从传统的典权理论入手 ,结合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及我国大陆的相关司法解释 ,对典期的认定、回赎期限的界定、典价的确定等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对我国的物权立法以及典权纠纷的解决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社会化

我国婚姻家庭法"入典"已成定局。"入典"后的婚姻家庭编应实现社会化,即授权"两委会"等社会权力主体广泛介入婚姻家庭领域,并对据此产生的法律关系予以系统调整。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价值在于:实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协调相容,更好保护家庭弱者权益;解决民法"非伦理性"不当入侵婚姻家庭法导致的身份法规则财产法化问题;在婚姻家庭编领域保持家庭"自治"与"他治"有机平衡。婚姻家庭编社会化应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明确社会化的价值目标以及限度。后者则为具体制度设计,其主要内容为:以介入主体多元化为基础,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首要介入主体并合理确定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介入主体享有良好家风教育、家庭矛盾化解、家事纠纷调处、家事事件处置以及义务履行支持等职权。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总则应增加相应条文对上述内容予以体系化规定。     

浅析民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关系之立论前提——试从“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与民法现代化、行政法现代化关系角度思考

民法、行政法与经济法的产生、定位关系密切,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法律往往被分为公法与私法。"这种划分在大多数大陆法系法学家看来是基本的和必要的,从法律制度的整体来看也是明确的。"作为民法的上位概念的私法与作为行政法上位概念的公法之间,正在经历着被称为"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的过程。对此现象,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给予了各自现代化意义的解读,本文试从关系角度,结合相关观点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民法物权制度比较研究——兼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对中国古代法和现代民法物权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存在着类似于现代民法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而土地所有权制度则与现行民法有着较大的区别;明清法律关于拾得人可以获得报酬的规定,可以为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提供历史的依据;古代法并非没有善意取得,只不过其适用范围很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古代永佃制和"一田两主"习惯的结合;古代的"典"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其价值,<物权法>应当规定典权制度.     

《新巴比伦法典》民事规范源流考

公元前626年左右,古代西亚地区进入了新巴比伦文明时期。其时,颁行的《新巴比伦法典》详细地规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损害赔偿以及买卖纠纷的处理规定;二是婚嫁过程中的财产赠与及其纠纷的处理规定;三是财产继承的规定。这些民事规范秉承了古巴比伦民事成文法、古亚述民事习惯法的法律传统,颇具特色。它对古代民法的贡献在于:民事权利主体的等级化、婚姻家庭关系的契约化以及财产流转的程式化。因此,《新巴比伦法典》是美索不达米亚法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人类民法的起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国民法典的图景与图式:一个现象学的视角

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并结合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分析我国正在制定中的民法典的图景及其应采取的图式,可以发现:一方面,民法法典化这一法律现象是一个历史现象,古代民法的图景及其图式与近现代民法相比,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同地域和民族对于民法图景和图式的期待与接受度亦不相同。另一方面,民法典是一种可以被塑造的历史现象,亦是一种...     

我国民事诉讼法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在我国古代,民刑不分,实体法和诉讼法合为一起,没有独立的诉讼法和独立的民法。封建王朝的法律结构,一般是在律典之中容纳了各种法律部门的内容,即所谓“诸法合体”。例如唐律,它基本上是一部刑法典,但除刑法之外,有属于行政法范畴的规范,有属于民法范畴的规范,也有属于诉讼     

物权请求权能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

各国关于物权请求权是否为诉讼时效客体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正在起草的《民法 典》关于这方面规定存在着许多弊端,从理论与实务角度分析认为物权请求权不能够成诉讼时效的客体。     

我国刑法修正模式辨正

1997年后,我国刑法修正主要采取修正案模式,刑法法典化逐步深入。近年来,受到"解法典化"思潮的影响,刑法修正案模式受到一些质疑,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多元立法模式被部分人推崇。其实,刑法修正案契合我国的法典化传统,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有利于公众认知与司法适用,在适度犯罪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它克服了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的零散与泛化倾向,彰显了刑法立法的严谨与克制,维护了刑法规范体系的协调统一。通过全面分析与价值衡量,刑法修正案具有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所不具有的优势,而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则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刑法修正案模式应继续坚持。     

立法,构筑权利保障

民法成典,开启民权保护新时代2020年最牵动人心的立法成果,莫过于5月28日在全国人代会上诞生的民法典。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标杆性大法,寄托着几代国人呼唤"权利法典"的梦想。自2015年3月正式启动后,民法典编纂便成了最近五年立法建设的重心。按照"二步走"的立法谋划,2017年3月,民法总则以开篇之势率先告成,奠定了统领民法典全局的基石。     

中国民事立法体系化之路径

在我国大力加强民事立法的情况下，应当构建一部民法典还是保留单行法的形式，或者采取法律汇编的方式，是必须作出的重大选择。单行法有悖于民法的体系化，不利于民法基本价值的一贯性；法律汇编不是真正的体系化，难以有效实现民事法律的内容全面性和内在一致性。我国民事立法必须选择法典化的道路，这是实现民法体系化的最佳途径。在进行民法体系化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协调民法典和单行法之间的关系。     

浅谈典权的性质与存废问题

典权源于我国，为我国近现代民法所规定。关于典权的性质与存废，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本文拟从典制的性质及保留典权的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来提出笔者对典权存废问题的看法与建议。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现代化之标准及趋势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现代化之标准乃宣示民法精神的价值标准与外在形式体系化的实证标准的统一。我国现行民法基本原则立法缺乏形式体系性,学理归纳的民法基本原则内容缺乏现代性、形式缺乏体系性。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现代化趋势体现为人格抽象平等与具体平等的一体化、意思自治原则之限制扩大化、重权兼义原则的确立。     

"信赖利益"能否作为民法保护客体

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赖利益越来越广泛的存在于各种法律关系中,而"信赖利益"能否作为民法保护客体,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本文从信赖利益成为民法客体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分析,将信赖利益纳入民法保护客体中,使其法律化,从而完善我国民法对信赖利益的保护。     

干预性国家的形成与德国行政法的发展

德国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与干预性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干预性国家通过规范的制定、实施以及通过行政调整来约束、促进或压制社会变化进程,通过法律上的调控来达到一定的程度和目的,这种工业社会的调控需求集中表现为对公法规范的需求。基于"一般国家法"和民法教义学的典范性,德国行政法也形成了自己的"总则"和法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