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习惯——基于“为生活立法”的思考

本文以习惯、惯例、风俗以及习俗为关键词对当代中国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检索,总结相关的69个有效法律条文并进行分析.笔者发现: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习惯在近十几年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规定；在“习惯”这一概念的文字表述上存在着多种表达方式；在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民商法、行政法和宪法法律部门当中.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习惯起着调整民商事关系、保护风俗习惯和规定国际惯例的适用等作用.其在最近十几年当中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立法对于习惯尤其是民事习惯转变为了更为尊重和认可的态度；习惯在当下的立法模式下作为一种补充性法源而存在；我国当代法律、行政法规中习惯的发展与变化代表了一种“为生活而立法”的新的立法理念.这些新的趋势为制定法中的习惯以及当下的立法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当代制定法中的习惯和社会生活一起处在不停地发展变化当中.     

反腐倡廉中如何看待法与情和理的关系

在我们国家,传统法律文化有几大特征,其中之一是“天理”、“人情”和“国法”的三位一体,那是因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历来都在不同程度上会受到这样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因为情、理、法三者之间的相互交融也同样是国人对法律的一般共识.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呼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创新

过度介入法治实践既耗散了行政法学的有生力量,也影响了行政法学的思维方式.在行政法治建设提档升级的时代,应当警惕“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的庸俗化理解.行政法学须将《纲要》对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憧憬转化为相应层次的学术命题,并在行政法制度、行政法学基本范畴、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治模式上实现研究的创新.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论争中的重要学说,“政府法治论”对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曾经发挥了应有的引领作用.在法治政府即将基本建成的前夜,政府法治论当在核心内涵和实证基础上继续深挖,进而与时俱进地生长为当代中国具有学术和社会双重影响力的行政法学思潮.     

法治的多重视界

近年来 ,法治成了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践界最为热切关注的论题 ,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然而 ,在我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当中 ,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固定化的思维倾向 ,这种思维倾向或者思维定势 ,就是简约化。这种简约化思维倾向在理论上体现为对法治的有意无意和或多或少的化简 ,在实践上体现为对法治的有意无意和或多或少的提纯。对法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化简与提纯 (简约化与纯净化 )进一步体现在“唯法律论”上 ,即习惯于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并思考法治 ;这种唯法律论又具体体现为“唯立法论” ,…     

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时代命题,这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对法治中国建设认识的又一次升华,在历史维度、实践维度以及理论维度三重视野下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其对于“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达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目标任务,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基本指引.     

当代中国法律对习惯的认可

习惯法为当代中国正式的法律渊源,当代中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政府部门规章、中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都对习惯进行了认可,赋予习惯以法律地位,确认了习惯法在我国正式法律渊源中次要、补充的法律渊源地位。我国法律、法规认可的习惯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民族习惯、地方习惯、物权习惯、商事习惯、婚姻习惯、家庭习惯、继承习惯、丧葬习惯、生活习惯、宗教习惯、国际惯例等。当代中国法律对习惯认可的变化代表了一种“为生活而立法”的新的立法理念。     

徽州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从“杀猪封山”看习惯的存留与效力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法律渊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朝廷律令之外,传统习惯曾经是调整人们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的重要渊源。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社会的法律与秩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习惯在当代中国农村是否还存在?习惯是否与现代国家制定法相冲突?其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这些问题都应引起我们法学研究的重视。通过对徽州农村民事习惯调查中的个案分析发现,在当今徽州农村仍然存留着大量的传统习惯,有些习惯甚至发挥着重要的法律效力。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发挥习惯的法律效力,探究那些“被冷落的真实”,为农村法治建设的发展寻找传统的动力。     

试论民间习惯在民间纠纷调解中的作用 --以河北省某村的实地调查为个案

习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遵从习惯多于遵从法律.本文以个案为角度,探讨了在民间纠纷调解中民间习惯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发生机制.从调查的案例得出结论,习惯的最大作用在于受到广泛的认同,通过习惯解决纠纷有利于执行.文章结论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应当注重发挥习惯的作用,应当承认习惯的效力.     

监察体制改革"纪法衔接"的法理阐释及实现路径

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界线,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历程。法治反腐不能仅依靠国法,因为法的空缺性决定其腐败预防的不及时性及腐败治理的不全面性;而法的开放结构,又为国法接纳党纪,共同服务于法治反腐实践奠定了法理根基。在坚持法治反腐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国特色反腐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党纪资源优势,促进"纪法衔接",是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的重要目标。在法治反腐意义上,党纪与国法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因此,不论是强调"党纪高于国法"还是认为"国法高于党纪",都是伪命题。正确发挥党纪与国法在法治反腐中的功能,就必须要以两者为基本素材,构建体系化的法治反腐规则。     

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政党法制

2013年中共“党内立法法”①的颁布回应了“打造制度之笼”的法治建设要求,更加明确了依法治党原则在法治国家体系内的地位.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指出依法治党是法治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乏与国法体系相协调一致的党法体系,不仅党的自身治理无法规范化和程序化,国法体系在既定宪法架构下亦不可能自足而有效发展.党内立法自建党之初即已开始,但依法治党主要是伴随依法治国而产生,是整个国家法治转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党内立法法”对2000年《立法法》的原理与制度多有模仿,但也具有自身个性,在局部制度建构上尚存欠缺.“党内立法法”从“立法”和“备案审查”两端实施法规体系质量管理,具有顶层设计上的科学性.党在新时期的规范治理要充分理解并发挥“党内立法法”中的新原则,同时注重通过关键领域制度进取空间的先行先试积累治理经验,规范党的自身权力并反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卡迪司法”,台湾的张伟仁教授认为韦伯关于“卡迪司法”的命题并无确据,中国传统司法不属于“卡迪司法”的类型。本文认为“卡迪司法”的命题成立,中国传统司法基本上属于“卡迪司法”。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与观念,涉及如何把握法律的中西古今之维问题,也涉及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方向问题。当代中国法治应划分为三个维度,民生、民权和民心,它们分别与经济系统、政治领域和中国文化相对应,前两者是古今问题,重在现代的制度建构;后者主要是中西问题,重在复兴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宪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将是中国法治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对WTO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的辩证思考

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许多“变”与“不变”,其中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我国法 WTO治建设应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变”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不变”;②我国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变”与坚持为民、便民服务的思想观念的“不变”;③我国各级司法机关按规则和我国法律适用法律的“变”和WTO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的“不变”,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些“变”与“不变”,努力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可持续发展法律思想初探

近代的法律思想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法治主义三大思想为基本特色,这三大思想都以权利本位为理论基石;现代的法律思想以团体主义、干涉主义和积极法治三大思想为基本特色,发生了由个人主义权利本位观向团体主义权利本位观的转变;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思想以生态主义思想为基本特色,拓展了法学的研究视野、权利主体的范围、法律的社会功能。     

增强程序信仰 提高司法公信力

2008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至此,中国法治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我国在长久“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传统影响下,对程序的信仰仍有待加强.本文从当前我国三大诉讼领域在程序方面显现的问题入手,阐释程序正义的重要价值及对我国当前法治状况的重要意义,以期增强相关主体对程序价值的重视.     

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其法理限度

近年来，江苏、广东、浙江等地提出了先行法治化目标。针对这一现象，学者们就我国单一制体制下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可行性、与法制统一原则的关系以及是否仅限于发达地区等问题产生了争议。在政府、法律职业阶层和民间力量等地方法治发展主要推动力的相互作用下，地方先行法治化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实践呈现出“体制内回应型”的基本路径。“体制内回应型”路径下的地方先行法治化在主体、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偏离法治的情形。客观评判“地方先行法治化”命题的法理限度，重塑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回应型路径，是协调地方法治与国家法治关系，保证地方法治建设合乎法治理念的关键。     

论习惯作为民法渊源

我国正在制定民法总则,我们有必要确认习惯是重要的民法渊源,这有利于丰富民法规则的内容,保持民法规则体系的开放性和有效实施.习惯要成为民法渊源,其应当具有长期性、恒定性、内心确信性以及具体行为规则属性,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在法律适用方面,习惯应当优先于民法的基本原则而适用,但其适用顺序应当在具体法律规则之后.     

论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当代行政法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是行政民主化潮流以及新的“政府 -公民”关系的形成 ,并与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主要法治国家 (地区 )在行政领域的改革方向相适应。而信赖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行政法上的最终确立和发挥作用 ,乃是行政法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 ,必须进一步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内涵、社会基础、宪政基础、法理背景以及在当代行政法上的地位和作用 ,这是实现行政法治的内在要求。     

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法政模式”

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追求良善社会的永恒话题.从本体论层面来看,各国司法都具有政治和法治双重属性.司法的政治性及其制度表达决定于“政治国情”,而司法的运行则诠释与实践其政治性所承载的各种政治价值与需求.由于当代中国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党政体制及其政权组织结构,我国司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由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国司法在实践中又表现为向法治性回归的演进趋势.因此,当代中国司法的政治与法治关系表现为体制上的“政法模式”和司法运行中的“法政模式”并存的鲜明特征.     

让“优秀成为习惯”

优秀不是用来描述人们行为而是用来描述人们习惯的词。“优秀是一种习惯”(亚里士多德语)。为了培养优秀这一习惯,我和我所在的北岗乡司法所已经奋斗了3个年头。自2004年担任绥滨县北岗司法所所长以来,我和我的同事把“优秀成为习惯”作为做好司法所各项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和目标,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在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     

明天是“好否”还是“有无”？

根据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后所制定的《新界条例》第13条第一款之规定,香港法院在处理新界土地诉讼时得适用中国传统法,即清律及习惯。2002年,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的“邓光裕堂案”,历时数年、无数次的法庭辩论,于2007年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张伟仁先生的专家意见——族产不可分割和让与的“通则”。这一通则是经由上千年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的“活法”（living law）,涉及伯尔曼所说的“代际关系的法律”,且为制定法即“国法”所认可。从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的互动与“并行不悖”,而非贺卫方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官员在对纠纷作出裁判时“经常地将所谓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