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研究的“合”与“同”

学界普遍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离乱”及其引发的“失序”问题,需要通过“求同存异”、“理论聚合”来加以解决,由此产生了经济法研究应关注的“合”与“同”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应当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在“求同”的过程中实现“合”;从经济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来看,在研究路径、研究范式以及范畴研究上的“求同”,直接关系到经济法研究的方向、路径、方略,以及经济法学最基本的研究范式、特异性范畴的提炼和基本共识的形成,从而会对经济法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认识论范式的“反常”困境——对侦查学的范式考察

在库恩“范式”理论的视阈中，我们发现目前侦查学的研究范式一一认识论范式对侦查活动本质属性的把握和解释无法回应侦查实践的客观发展，其驾驭力、涵盖力、整合力、体现力已相对不足，无法将“证明”、“事实”、“实践”、“建构”、“目的”、“技术”、“科学”、“价值”、“具体”、“整合”等侦查活动的重要范畴纳入到自己的范式体系之中予以解答，形成了十面“反常”、“危机”四伏的局面．这预示着“学科革命”的到来，新范式的孕育和诞生．     

人性：构建心理学统一范式的逻辑起点

以对于人性的基本设定为区分标准,心理学史上有两大研究取向-实证取向的科学主义心理学和现象学取向的人主义心理学,实证取向的心理学是“取消式的还原”,现象学取向的心理学则是“还原式的取消”,它们都否定了人性问题,心理学至今没有统一的范式是因为心理学没有确立自己的逻辑起点,当代心理学家应从学科统合的角度,登高望远,努力寻找心理学统一的理论支点,回顾与审视心理学的发展,从人性的基本含义及其与心理学的关系,以及从传统人性论与现代心理学的关系来看,人性应是构建心理学统一范式的逻辑起点。     

后现代思潮与叙事心理学

后现代思潮对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霸主地位的否定,引起了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等有关学科在内的“叙事革命”。作为心理学领域内革命成果的叙事心理学,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比起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自有深刻之处。叙事以其建构意义、追寻价值、创造生活的独特性,将使心理学在为解决人的现实心理问题、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服务的追求中发挥重要作用。     

解读英国早期机能主义心理学

沃德是英国最早的机能心理学家，他坚持心理的主动性和统一性，强调心理的活动和机能，确定了英国早期心理学的机能主义方向。他的学生斯托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心理意动说和麦独孤提出的策动心理学都是属于机能心理学的范畴。英国早期机能心理学 德国意动心理学对英国心理学影响的产物，也是欧洲机能主义心理学思想兴起的反映。     

科恩的科学范式论与心理科学革命

科恩的范式论提出了他的著名科学发展模式。按照他的范式标准，心理学仍不是常规科学，心理学中的行为革命和认知革命都不是科恩的科学范式革命。科恩的范式论存在着许多理论局限，但也有一定历史贡献     

试论斯塔茨的心理学整合观

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库恩的范式论以及追求宏大理论的心理学家的影响下,斯塔茨开始了整合心理学的探索.他提出了统一的实证主义作为统一的科学哲学,主张行为主义化心理学和心理学化行为主义,并最终将其整合观称为心理行为主义,提出了统一心理学的具体策略即多水平的理论与方法.     

20世纪初美国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及反思

二十世纪初,美国法学进行了一场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尝试。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首倡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受到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的激烈反击以及一些心理学家的反对。但是,也有部分心理学家随后开始进行法律行为实验研究及法律心理学研究,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哈钦斯针对一系列具体主题进行法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而威格摩尔在反击之后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此次交叉研究为二战后行为法学派在美国法学界的兴起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由此思考法学对于交叉研究的接受度,以及那个时代心理学影响法学研究的可能。并通过20世纪美国法学各类交叉研究的繁荣,反思我国当下司法实践的现代化变革及法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走出误区的“第三条道路”:“跨国经济法”范式

在中国学界,素有“大小国际经济法”之争。因为在语境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错位现象,两派交锋多少带有“虚假”争议的成分。而“跨国经济法”范式的确立,为两派进一步靠拢树立了一条中间标杆。该范式的要义是,从区分“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的原理出发,认定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之“广义国际经济法”并不存在,但以“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广义国际经济法学”之法学学科。依“跨国经济法”范式引入该“第三条道路”,并非基于主观上中庸之道的考量,而是全球化趋势与现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张力客观使然。同时,“跨国经济法”范式的确立,也有助于消除对成立一个“广义国际经济法学”学科存在的各种疑虑。     

范式论对于心理学研究的双重意义

范式论对心理学具有双重意义,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就积极方面而言,范式论有利于消解心理学不同范式之间的建立,促进不同范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启发人们对传统心理学的理性主义人性观进行批判性反思,彰显了理论研究对心理学的重要性。就消极方面而言,如果不能全面把握范式论对心理学的方法论蕴涵,盲目地将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引起心理学,意味着对心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倾向的认同,此外,范式论所倡导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有可能加剧心理学的分裂与破碎。     

“执行难”新议

“执行难”是从中国的历史沉积中演化出的一道跨世纪的难题，一直困扰着人民法院。党中央关于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指示，作为“尚方宝剑”发挥了威力无比的“排难”作用，但现在人们却在“执行难”反弹的诸多现象面前得出了一个无奈的结论：“执行难”是一道无解的难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点，显然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因为总有一天，“执行难”问题也会无例外地成为过去。　　一　　“执行难”是个历史范畴中的概念，其本身即是一个执行过程或曰司法过程，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执行难”是指执行员在执行个案中，因某种来…     

后现代社会建构论对心理学研究目标的质疑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目标概括为描述事实、揭示规律、预测趋势和控制行为四个层面，此四级目标可视为心理学对外的学科承诺。以后现代社会建构论的视域审视，心理学能否兑现这些承诺是值得质疑的。首先，心理学所谓的“描述事实”其实质乃是对心理学家所经验的事实的描述，而不是对心理和行为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的描述。其次，揭示心理规律不仅存在技术困难，所谓“心理规律”也只是现代文化场域内的一种“约定”，而非“客观规律”。第三，由于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所没有的意识能动性，利用心理规律预测心理事件的发生遭遇特殊困难。最后，谋求对人的行为的控制，不仅背离了心理学造福人类的初衷，而且有违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价值观。     

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

不同领域的“平衡”范畴有不同的涵义，行政法的“平衡”范畴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状态和方法。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形成的兼容非对等性的权利抗衡状态，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平衡同时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一种方法，在行政法的立法，解释及适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平衡论是有关行政法本质的理论体系，由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和一系列关于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的观点组成。     

重评斯顿夫的机能心理学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顿夫提出的机能心理学，是对布伦塔诺意动心理学的继承与推进，在西方人文心理学的思想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有关他的文献毁于战火之中，导致他长期以来受到心理学史家的冷 落，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资料，重新阐述了斯顿夫机能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心理学的性质，对象，方法以及心理状态的特征与分类等思想，在基本观点上，斯顿夫的机能心理学与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一脉相承，但在具体内容，前者是后者的发展与超越。     

遏阻富士康“N连跳”的几点公民建议

富士康事件目前的处理方法一是警方调查、二是心理咨询、三是求神拜佛。警方的调查从第一跳开始就启动了，但这种调查只能起一个死亡证明的作用。“七连跳”时，富士康请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心理学专家进厂咨询，他们所得的结论也只是“富士康员工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富士康亦斥资请五台山高僧做法事，其效果如何不言自明。     

“从众”

前些日子从《今晚报》上看到署名罗西的短文《与众不同》，谈到美田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40多年前设计的”一个心理实验：请几个大学生做实验对象，告之以实验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     

罪犯心理矫治与“三大改造手段”的整合运用

罪犯心理矫治给“三大改造手段”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改造罪犯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独特的改造功能是传统“三大改造手段”不能替代的。罪犯心理矫治与“三大改造手段”改造罪犯的角度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将罪犯改造好。在改造罪犯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贯穿在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的过程中。罪犯心理矫治与“三大改造手段”，协调一致，整合运用，能提高改造罪犯工作的整体效应。     

对意义的追问与心理学研究——兼论“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原则和结果

现代西方心理学在经过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的描写后,正在接受一种新的描述方式."第二次认知革命"有可能使心理学向心理学是有关个体或者群体中的积极人的研究这一传统的、常识性观念回归.认知革命明确了一个真理,心理学应该成为对意义的心理研究.然而,在方法论上传承了行为主义的认知心理学,片面地将"意义制造"理解为"信息加工",追求心灵——"自然之镜"——中的"心理表象".话语观念的导入,使得处在语用平台上心理学家认为,语境、社会-语言的约定以及社会交换的模式,是构成意义的唯一决定因素.在这三描述方式中,对意义的理解和建构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话语在心理现象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使我们认为,心灵是个动态的观点,植根于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和人际的语境之中.     

“深度伪造”法律规制的新范式与新体系

“深度伪造”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内容合成技术，具有高度真实和简易操作的技术特征。“深度伪造”虽然在教育、医疗、文创和娱乐等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但其潜在风险也给公民隐私、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和威胁。当前“深度伪造”的法律规制主要秉持“技术—经济”范式，而相对忽视了技术和资本对社会及公民的负面影响，导致现有规制体系存在监管缺位、责任不明、技术异化等问题。“深度伪造”技术的协同规制要跨入“技术—经济—社会”新范式，需要构建和完善“深度伪造”技术的新规制体系，即底层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要合法使用，中层“深度伪造”算法须合规审查，上层“深度伪造”应用场景应具有合理限度。     

司法政治研究范式的检视与重塑——以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为视点

司法政治是以司法的政治维度及其运转逻辑为考察对象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范式在司法政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以国内学界在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检视，可以看出国内司法政治研究的范式大体分化出“泛意识形态”的嵌入型范式、“去意识形态”的自治型范式、“辩证关系”的互动型范式三种主要类型。整体上看，国内司法政治研究范式意识自发而不甚自觉、范式分化不足且精细化不够。梳理当代中国政法理论发展与政法实践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国内既有范式之间呈现出一种演变转换态势：嵌入型范式因时过境迁而日渐式微，自治型范式虽可圈可点但矫枉过正，互动型范式稍显粗泛但日趋主流。面向当代中国、植根政法实践、借鉴域外经验，交互型范式是一种更富前景也更为妥当的优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