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侵权法上的过度医疗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过度医疗本是一个医学概念,要将其在侵权法上规制,必须将其和民法上的意思自治相结合。而从医疗侵权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来看,患者的意思自治主要体现在其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之上。因而侵权法上的过度医疗,应该是患者知情同意权和"无意义、无价值"治疗的事实相结合的概念。基于患者知情权在普通诊疗活动和特殊诊疗活动中的不同形态,应区别分析两种诊疗活动中的过度治疗判定标准。目前侵权法对于过度医疗的规制,因缺少对患者合理医疗权的确立,使得患者主要只能通过主张其知情同意权被侵害来主张其权利,对患者权益的完整保护有待立法完善。     

论过度医疗侵权责任及其法律救济

过度医疗侵权责任是过度医疗侵权行为中患者合法权益救济与过度医疗侵权行为法律规制的核心问题。《侵权责任法》第63条法律适用中最大障碍性因素,是法律意义上的过度医疗如何界定与过度医疗侵权责任构成明晰问题。对过度医疗内涵法律界定与过度医疗侵权责任构成分析,应综合侵权行为一般本质、医疗侵权行为特殊本质以及过度医疗行为性质及其固有属性来进行。过度医疗侵权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进行归责,并应适用全面赔偿原则。过度医疗中由于医师履行告知义务的违法性与患者知情同意侵权行为产生竞合,在过度医疗侵权法律救济中,两种诉由皆可适用。应对《侵权责任法》第63条进行立法扩充解释,对过度医疗及认定标准进一步作出司法解释。     

过度医疗侵权行为分析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这一规定被认为是规制过度医疗行为最高阶的法律条文,然而该规定仍然过于原则性,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标准,使得实践中对于过度医疗行为的规范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过度医疗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特殊性,以法律解释学和法律经济学两种思路明确过度医疗行为的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以细化和补充第六十三条,实现法律用语和立法目的的统一.     

过度医疗行为之认定及其法律责任分析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患者作为弱势的一方,对医疗行为的认知程度低,但却希望接受最好的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实践中会存在诸多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治疗和检查的情况。本文研究何种医疗行为可被认定为过度医疗行为,同时思考在认定过度医疗行为之后,医疗机构如何对患者进行经济赔偿乃至精神赔偿,如何对医疗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免责事由、医疗机构实施过度医疗的责任以及患者知情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做出了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规定,这在医疗损害赔偿立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于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浅论医疗损害鉴定之医疗注意义务评价

医疗注意义务要求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做到高度谨慎和注意，避免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危险或伤害。医疗损害鉴定中，诊疗规范是评价医务人员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个体化医疗考虑患者的不同因素，体现相同疾病的不同患者的不同注意义务，是主观标准，且要求更高。个体化医疗中未能考虑不同患者的个体化因素，是医务人员未尽注意义务的主要原因，但过度严苛要求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反而会使过度医疗问题更加严重。过度医疗超出患者病情的需要，增加患方负担，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损害社会医疗公平，恶化医患关系。用适度医疗的标准评价个体化医疗之注意义务，考虑地域、医院、医生、患者等因素，有利于医疗的发展和患者的利益，也应当成为医疗损害鉴定中对医疗过错的评价标准。     

遏制过度医疗行为的对策分析

我国医疗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一路飙升,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医疗改革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过度医疗莫过于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过度医疗行为的存在主要在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措施缺失以及医生素质低下等原因造成的,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我们需要完善如《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确定过度医疗行为的行为认定标准客观化,规范并创新医疗诊断行为,改革医疗保险制度等举措来对过度医疗行为进行遏制,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过度医疗行为的刑事法律规制

过度医疗行为侵害了患者人身及财产权利,破坏了医患关系,损害了国家正常的医疗秩序,危害巨大.我国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存在着立法空白.将部分严重的过度医疗行为犯罪化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不违背刑法的谦押性原则.本文认为应在刑事立法上增设过度医疗罪,采用自由刑附加罚金刑和资格刑的刑罚加以规制.     

过度医疗的刑法规制研究

随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过度医疗如悬崖转石般兴起.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背行医规范而实施过度医疗,不仅侵蚀国家正常的医疗卫生秩序,也不断加剧医患信任危机.国内法律对过度医疗行为的规制尚且停留在民法和行政法领域,刑事立法仍空白.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诈骗罪等现有相关罪名在规制过度医疗行为时暴露局限性,并不能合理规制过度医疗行...     

论我国立法和司法对法定外在标准的过度依赖——以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与诉讼实践为例

我国法中存在着在侵权法问题的判定上过度依赖"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诊疗规范"的倾向。这些"外在"标准替代了法官对法律"内在"规则的审视和适用。行业标准替代了法律标准。比如,在医疗过失判定标准上,法官过度依赖"诊疗规范",忽视了基本法律标准——注意义务违反说和"合理医生"标准——的探寻和适用。我国法应纠正此种现象,注意对法律规则,比如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判定规则的细心构建,以给法官具体指导。"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诊疗规范"在侵权法中是判定过失的重要标准,但不是终局性和根本性标准。     

评《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

分析医疗损害责任纳入《侵权责任法》积极和消极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并从解构医患法律关系入手,提出了坚持医疗纠纷中对医方宽容与对患者救济并行。构建医患法律关系的立法趋势。     

特殊医疗纠纷解决路径研究--对一般医疗纠纷解决路径的反思与突破

特殊医疗纠纷因其医患地位平等性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医疗纠纷。在过去,一般医疗纠纷解决主要有合同和侵权两种路径,但以侵权路径为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合同路径不符合医方的角色定位,且难以帮助患者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然而,侵权路径亦有劣势,其难以涵盖整个医患关系,且无法解决医患实质平等。综合来看,解决纠纷审判宜采合同路径。主要理由有四:第一,合同路径能够适应特殊医疗纠纷基本特征。第二,合同路径并不排斥精神损害赔偿。第三,选择合同路径有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的证成。第四,合同路径有利于促进医患形成"命运共同体",缓解医患矛盾。     

人身侵权债权在破产清偿顺位中优先受偿之思辩

在调整人身侵权债权的各种制度中,为人身侵权债权在破产清偿顺位中找寻优先清偿点是次优制度选择,因为无论人身侵权债权定位在哪一个清偿层面都是后序债权人为破产企业的非法行为买单。为此,在其他法律制度足以保护人身侵权债权人权益的前提下,在破产清偿顺位中为人身侵权债权人设置优先受偿权实属不必要。但是其他法律制度不足以保护人身侵权债权人的权益时,我们可以考虑在破产清偿顺位中采用将人身侵权债权与劳动者债权同序的方式来保护人身侵权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生命预嘱制度建构初探简

生命预嘱（Living Will）是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生命预嘱尊重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强调了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之间在医疗工作中的合作关系,是医学领域中必要的创新。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临终放弃治疗已经相当普遍,但对临终患者是否可以预立生命预嘱,告诉医护人员他是否想要手术,插管进食或使用呼吸机来维持生命,我国法律尚无此类规定。由于缺少相关法律制度对医师的行为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约束,临床实践中医师对临终患者的处理做出决策相当困难。就死亡过程而言,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法律就应当认真对待。本文通过介绍国内外的生命预嘱立法及其实践情况,了解实践中生命预嘱在我国的存在空间,探讨我国未来生命预嘱的立法思路,为我国未来生命预嘱的主要制度的构建略尽绵薄之力。     

防御性医疗的经济分析——兼评《侵权责任法》第63条

防御性医疗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基于"经济人"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的理性选择。风险厌恶与预期效用最大化是防御性医疗的经济学基础。医疗过失判断的不确定性及巨额的责任风险是防御性医疗的法律制度基础。信息的不对称性及供给与需求的非市场性是防御性医疗的市场基础。它是医疗过失诉讼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剥离的副产品。纯粹的禁止性立法不足以制止防御性医疗。《侵权责任法》第63条很难收到预期的立法效果,建议对医疗过失诉讼制度的运用及医疗损害赔偿的额度进行合理限制。     

Refor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ine and the law of tor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medical indemnity package is predicated on the belief that the current crisis is primarily one of insurance. However, an examination of the fault-based tort system illustrates that, irrespective of their insurance status, doctors are profoundly affected by the adversarial process and their response to it is leading to sub-optimal patient ca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dversarial system of medical negligence fails to satisfy the main aims of tort law, those being equitable compensation of plaintiffs, correction of mistakes and deterrence of negligence. Instead, doctors experience litigation as a punishment and, in order to avoid exposure to the system, have resorted not to corrective or educational measures but to defensive medicine, a practice which the evidence indicates both decreases patient autonomy and increases iatrogenic injury. This is unacceptable and suggests that the package has missed the poin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lternative medico-legal tort scheme which attempts to overcome some of these problems.     

医疗纠纷仲裁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种种困境和缺陷,已无法有效化解医患矛盾、缓解医患关系。正因如此,在我国开展医疗纠纷仲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属必要。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在医疗仲裁方面的立法与实践为我国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将医疗纠纷纳入可仲裁范围,既符合我国《仲裁法》之规定,也契合国际社会仲裁制度的发展趋势。无论从仲裁的本质,还是从仲裁功能的有效发挥来看,以选择兼终局型的仲裁模式构建医疗纠纷仲裁制度更为可取;出于对患者权益的保护以及重建医患信任的考虑,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经协商一致达成仲裁协议的方式更合情合理;鉴于医疗纠纷的专业特殊性,除双方当事人合议选择由独任仲裁庭审理案件以外,无论案件争议金额的多少,医疗纠纷仲裁庭的组织形式原则上应一律采用合议制。     

论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的规定为视角

我国正在起草和制定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修订和完善了医疗损害责任的部分规则,使医疗损害责任规则体系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了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保持法律规范的先进性和前瞻性,有必要完善知情同意规则、规定医疗技术损害责任的认定标准和考虑的因素、多个医疗机构的损害责任、误诊损害责任、医师外出会诊损害责任、完善医疗产品责任、远程医疗损害责任、医疗机会丧失损害责任、医疗管理损害责任以及医疗损害限额赔偿责任等方面的法律规则。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利用制定民法典的契机,采纳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提出的有效解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建议,修改和完善《侵权责任法》确立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构建科学的医疗损害责任法律体系,为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