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的历史地位探悉

乡绅阶层作为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对于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运作非常重要。尽管其在传统乡村中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也是受限的，它并未承担起所谓领导“乡村自治”的角色，也不可能成为代表“社会”的力量与中央权力相抗衡。     

权利社会与权力配置

本文在揭示权利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权力社会的对比,得出当今社会是权利社会的结论.权利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人的一切活动既基于权利开展,又以权利为归宿.紧接着,试图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找到在权利社会中如何进行权力配置的切入点.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初衷是对权利的保护,而权力的不合理设置也会导致侵犯权利,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在明确控制权力的指导思想下,要合理的配置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     

村落视野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清末以降的花瑶社会生存状况考察

传统现代化理论认为,旧有传统是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全面兴起,国家权力将逐渐成为主宰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传统的力量与影响将最终消失。但对花瑶社会近百年来地方传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系统考察,却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在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面对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与侵入,地方传统并未全面瓦解和消失,而是依然在这一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文明延续中起着重要作用。     

功夫在法外——《送法下乡》读后

《送法下乡》出版十年后再版,该书针对基层司法所展示和分析的问题却并未过时。送法下乡的动机中暗含着国家权力对乡村进行渗透和改造的愿望,并非系乡村之主动要求。这导致了送下乡的法在乡村遇到规则之治与解决纠纷的矛盾,因此法在乡村不可避免要发生变异。解决此种矛盾除了需要法律的努力之外更需要乡村的环境和人的改变,这些改变功夫在法外。     

从中国结婚制度的演变看国家权力的扩张

国家权力的扩张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复杂过程,结婚制度的演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范例。本文通过对中国结婚制度从古代到当代发展过程的梳理,揭示国家权力在其中的表现,并由此得出国家权力近百年来不断扩张,而其扩张已对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的结论。     

论人民监督员制度设置之合理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积极拓展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外部监督路径的一项重要尝试,符合权力禀赋、权力制衡理论。该制度兼顾了个案监督手段之刚性与社会监督范围之广泛性,消除了检察机关与涉案人之间以及检察机关与社会各界在案件处理时认识上所存在的矛盾与偏差,树立了民众对司法的信仰和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监督者如何接受监督”的司法难题,是中国检察制度的实践创新。     

社会权力发现及理论建构——评郭道辉新作《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郭道晖教授原创性地提出了"社会权力"的新概念,并进行了严密的分析与论证。郭教授的社会权力理论是建立在"权力的逻辑"和"权力的现实"这双重基础之上的。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是郭教授社会权力理论的逻辑起点。郭教授的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指的是"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与之并存的还有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有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由各国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的超国家权力,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社会权力。"这是他将权力放到权力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来观察得出的结论。郭教授认为,原始社会中社会共同体的权力就是一种社会权力,那里的权力是一元的;国家产生以后,国家逐渐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在郭教授的社会权力理论体系中,社会权力是"同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概念与社会存在。所谓‘社会权力’,简言之,即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社会资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     

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基于福柯权力理论的现代性考察

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中权力运行的另一种描述。福柯从对霍布斯权力理论的批判中,对马克思理论的扬弃中,以经验论的实践视角和后现代的微观视角通过从"酷刑"到"监狱",从"惩罚权力"到"规训权力",重构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理论,并塑造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在"权力神"理论的背后,其本质是现代国家理性的表达。福柯在现代社会中所塑造的"权力神"理论,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困境: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二律背反,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的缺失。     

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

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着统治权力与自治权力、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意思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全国性权力与地方性权力四对权力关系。如果说这四对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权力秩序的基本内核,那么理顺这四对权力关系,并保持各对权力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关于法治的思考

法治 ,即法律之治 ,不是用法来治 ,这是法治与人治的本质区别 ;法律至上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社会公众树立起法律至上观念 ,是实现法治的社会精神基础。法治与民主是伴生的 ,保障民主必须限制权力 ,法治的重要功能是限制权力的滥用 ,权力的正常运行仅靠当权者的自律是不够的。程序不仅是保证法治运作的手段 ,也是法治所追求的实体价值目标。     

断裂的传统:清末废科举对宪政改革的影响

科举,作为整合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官吏选拔、精英政治的制度中枢,于1905年清末新政中一朝被废。废科举之后,沟通传统教育与传统政治的桥梁断裂了,士绅阶层出现巨大分化,官僚体系中的书生群体被军人集团取而代之。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自废科举时起,便埋下了伏笔。     

审判权缺位和失范之检讨——中国民事诉讼发展路向的思考

民事审判改革是二十年来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共同关注的课题。审判改革的实践为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素材和机遇,民事诉讼理论为审判改革进行方向性的指引。但是,把纯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纯粹的程序公正等作为理想目标来进行制度建构,以改革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却忽视了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配合,造成了审判权的缺位与失范,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越来越远。为此,理论上必须重新审视民事诉讼理念,通过确认审判权力和审判义务、承认法官独立等途径实现审判权之规制,完成中国版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建构。     

农村宗族势力的时代变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以山东省临沂市河湾村为个案

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改革浪潮将中国农村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由此乡村治理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与创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和主要途径。因国家政权只延伸到乡镇一级,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使国家基层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力减弱,导致农村出现了政治真空。加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村宗族势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探究宗族势力的时代变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以确立对待新时期宗族势力的正确态度。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均衡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农村金融市场尤其是信贷供需市场,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其均衡水平和运行效率倍受政府和学者的关注。本文总结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微观参与主体的特点,并给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对供给曲线的影响,进而认为政府的制度安排落脚点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刺激供给。     

近代以来中国商会治理变迁及其法制意义

商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由农耕社会法制向工商社会法制、由统制经济法制向市场经济法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传统中国法制中,社会治理以绅士阶层为中心,形成了在中央集权引导下,与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官僚系统保持一致的绅权治理。及至近代,商会制度的出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法制变迁的契机,集权式的绅权治理开始向分权式的商会治理转型。尽管在这个制度转型过程中,法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效应仍不可避免,并呈现出迂回曲折的变迁轨迹,但是它依然具有较高绩效。中国商会治理变迁所取得的经济绩效表明,当前中国法制应坚持集权治理向分权治理转轨的制度变迁路径。     

The Impact of Officer and Agenc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Likelihood of Arrest in Domestic Violence Situations among Rur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Domestic violence cuts across all demographic groups. The factors related to why police officers arrest in some domestic violence situations but not others have been often studied. Little research, however,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arrest views of rural police officers. One hundred seventy line officers in six rural Midwestern counties were surveyed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office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gency type on arrest decisions in various hypothetical domestic violence scenarios. First, the same situational factors appeared to be important in shaping the arrest decision in domestic violence calls of rural officers as have previously been found with urban officers. Seco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fficers and the type of agency had some impact on the likelihood of arrest, particularly if there was evidence of a physical assault. Third, the presence of evidence of a physical assault helped shape the arrest decisions of rural officers. Fourth, situational factor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office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ype of agency. Nancy Hogan and Shannon Barton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e paper. The authors thank Janet Lambert for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the paper. The authors also thank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公文碑与古代行政程序探析

中华法系"重实体、轻程序"的特色,几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中国古代公文碑所呈现的繁复行政过程及"程序化"特色,对这一共识形成挑战。历时长久、适用广泛、形式多样、存量可观的公文碑是研究中国古代行政权、行政程序、行政监管等法律制度的珍贵史料。碑石上的"行政授权""行政许可"以及"反向行政"等内容,揭示了中国古代行政权在制度建构、秩序维护和社会运行中的关键机制。对包括碑刻在内的传统史料的系统整理和重新发现,对于构建中国传统法律话语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权威日渐弱化、"乡政村治"造成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社会协同管理意识薄弱等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我国农村地区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及其防治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农村经济需要稳定的社会治安为其保驾护航。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总体上基本稳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也存在一些社会治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力军,必须提高农村维稳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农村地区思想文化建设和法制教育,加大农村公安派出所建设力度和推行农村社区警务,充分利用农村社会治安资源,对农村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