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 ,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 ,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向。权力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权力社会化则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要求人们不仅应具有权力的国家意识 ,还要有权力的社会意识和世界意识 ,人类要为建立实质的法治国家 ,促成民主的法治社会 ,最终实现“大同法治世界”而共同奋斗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法治国有多种类型:从专制的法制国到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法的社会化多元化将消减国家法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转为国家法与社会自治规范的共治,最终使法与权力逐渐复归于社会.     

浅论社会团体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对行政权力的合理有效制约已成为构建现代法治化国家的关键性因素。而随着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由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独立于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第三域"在社会团体的蓬勃发展中孕育而生。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产生的标志,社会团体以自身特性确定了其在行政权力"他律"机制中的重要地位,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意识形态领域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成为了当今行政权力制约理论的新鲜血液。     

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渐缩小国家权力,更多地扩大社会的权力;甚至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大的,标就是“大社会,小政府”。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国家观来说,国家本身是一个暴力工具,组织经济并不是国家的权力。随着理论的     

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论社会制约权力--权力制约的再思考

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 ,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 ,这一模式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革命。托克维尔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这一变化 ,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构想并在西方社会被赋予广泛的宪政实践。但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在我国还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就我国现行宪政体制而言 ,可以从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陪审制度、新闻监督制度等方面建构和完善我国社会制约权力制度。     

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基于福柯权力理论的现代性考察

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中权力运行的另一种描述。福柯从对霍布斯权力理论的批判中,对马克思理论的扬弃中,以经验论的实践视角和后现代的微观视角通过从"酷刑"到"监狱",从"惩罚权力"到"规训权力",重构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理论,并塑造了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神"。在"权力神"理论的背后,其本质是现代国家理性的表达。福柯在现代社会中所塑造的"权力神"理论,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困境: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二律背反,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的缺失。     

权利的实现与“有限侵害性”的社会权力——从贫困治理出发的思考

如何实现、保障和发展公民所拥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再继续局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框架。因为在当前,这一理论框架只是驱使研究者关注国家权力如何从社会中退出,关注国家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侵害,而忽视了对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特点的研究。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公民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中,也即对贫困的治理。     

现代社会权力结构新探

古典的分权理论已经过时,不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国家权力简单地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已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社会的实际状况,应建立新的能正确反映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实际的理论模式。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政党已经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区别于立法、司法、行政权的一种政治权力实体。从本质上说,政治权力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社会权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形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经济实体,它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范围,不再是国家权力机构的附属物。现代国家的权力分为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法律权力是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统一,代表国家意志;行政权力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权,是执行国家意志。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社会权力结构将向更加高级的阶段发展。作为社会权力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的协调发展,有利于进行社会的宏观管理     

论权力对法律的意义

权力对法律的意义反映在权力与法律的相互依存、相互从属的关系上,但权力对法律所产生的意义在不同的社会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一是在人治社里,法律成为权利的工具,即法律工具主义;二是在法治社会里,法律凌驾与权力之上,即法律至上。     

场域中的行动者:社会组织领域的权力格局分析

在场域理论工具下,本文分析了社会组织场城内的行动者及其关联而成的权力格局,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以及再均衡的制度设计.当前社会组织场域处于定型初期.人力、资金从行业外大量流进,纷纷“抢滩”,以取得优势位置.不可避免的复制了场域外的资源组合,其最后的结果是将社会组织场域分割成不成的次结构.虽然可以在宣传上制造概念,但依然缺乏实践诠释,这是基于行业内流动的情况分析.其他场域的品牌进入社会组织场域,天然就与在未来有较大可能性获得成功的人结盟:这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逻辑或者权力层级的逻辑.但这两种逻辑恰恰与社会组织场域所预期的共同逻辑不一致.基于行业内流动情况分析,笔者对当前社会组织场域内权力分布关系的判断是:行业上层力量植入与下层力量原生并存,两者之间出现断裂而无法正常流动.     

对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家权力运用的评议

国家对行政权力的改革一直未中断过,其在农村的运用近20年来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即国家权力上收论与下渗论。本文通过对这两种观点的评议,提出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用应有自身的理论逻辑,即尊重农村的实际,找到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运用的最佳切入点,从而保障农村秩序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把对农村社会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农村社会可承受度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农村现代化。     

透视权力多元化时代的法律权威

权力不仅仅是国家或政府的属性,权力在分化过程中趋于多元化.为了在这种权力多元化时代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我们就更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冲突,组织人们进行统一的行动--这就是法律.     

简论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兼论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宗教权力

宗教与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手段,但它们所追求的理念与价值以及表现形式上,也有某些共同要素和渊源相依的关系.宗教团体对自身的管理权力和宗教精神对社会的影响力,一般属于社会权力范畴.至于以其宗教定为"国教"的宗教国家,则其社会权力同国家权力合二而一;其教义等同于国家法律,其教主成为高于国家行政首脑的精神领袖,其权力地位同一党专制的"党国"的执政党领袖有些相似.宗教自由作为一种信仰,同思想自由一样,是绝对的权利.宗教对维护社会秩序有一定作用,把宗教单纯视为"人类精神的鸦片"或社会异端,是片面的.但宗教活动所行使的社会权力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因而要受法律的限制.     

从社会制约权力的角度来看市民社会对多数人暴政的预防

从历史角度来看,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完全防止恶行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运行存在张力,于是权力的制约一直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当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时,托克维尔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论题。其逻辑起点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完全分离。民主国家也同样存在着对自由的威胁,因为运用权力的人民和权力所加的人民永远是不同一的,其结果是人民会压迫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这样极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的出现,其可怕之处在于它通过公共权威的措施而起作用。本文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高度发达自治的市民社会才能防御多数人暴政的出现。     

论法治的基础──以社会与国家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可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政治和现代市场经济。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如果我们囿于这样的思维认识法治，将导致法律万能论。而本文试图从其产生的条件和土壤──社会中，来把握和认识法治。一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国家。国家是一个产生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国家的产生孕育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相互分离。然而，这种分离乃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专制政体下，社会依附于国家、受制于国家，市民社会完全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在专制社会里，一切唯权力至上，社会及其…     

构造与博弈:互联网监控的权力关系解构

基于互联网运行结构形成的监控体系在逻辑构造上由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构成。两种逻辑进路围绕政治逻辑形成了国家、商业组织与社会个体三方参与的权力关系。由于各方利益主张不同,权力关系时刻处于博弈之中。作为监控者,国家与商业组织会在绝大多数情境中采取合作策略,而在利益严重冲突时则转变为对抗策略。无论监控者之间采取何种策略,均将使作为被监控者的社会个体利益遭受损害,加剧了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国家为调和利益冲突,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各方在监控关系中的利益顺位。由于立法程序也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社会个体利益始终放在末尾,这种权力关系还将长期处于博弈状态中。     

宗法文化及其对中国近代宪政的制约

宗法文化具有团体属性、身份属性和层级属性,其形成与延续的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政治以及与之相应的小农经济,而这随着儒家的倡导和法律的儒家化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宗法文化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力量的形成、聚合与分化,导致了宪政中的权力制衡蜕化成派系之间的无序斗争,个人之间的恩怨凌驾于政党的利益与目标之上,政党之间的斗争又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与目标之上,而民众对不同政治派别的盲目追随加剧了政治与社会的动荡。只有根据宪政的一般规则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限制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宗法文化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逐步消除。     

从权力角度来推演中国市民社会的现实状态——一种假设命题的真实推论

“市民社会理论”兴起、成长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国家经济形态下特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概括,是现代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建立的一大理论基石。那么,追求法治与民主的当代国人,对于国内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否,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学界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对于此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下,本文将从权力的视角予以阐释,来证明中国市民社会应有存在的权力空问,但是发展路径、形态又别具一格,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领导者权力性影响力的探讨

领导者权力性影响力是领导者有效管理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如何提升领导者的权力性影响力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近年来．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社会资本在领导者有效管理组织中日益凸显其独特魅力.本文通过对领导者社会资本影响力的获取与权力性影响力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领导者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是提升其权力性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提出了领导者获得社会资本并借此提升其权力性影响力的建议．希望对领导者有效管理组织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