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

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属性是个人信息保护亟需回答的首要问题.当前我国不乏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范,但仍缺少对个人信息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上,亦对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认识不一.纵观世界各国,有以欧陆“逐步发展个人信息权”与美国“隐私权保护”为代表的两种模式.在法理学说上,个人信息权主要有六大学说:宪法人权说、一般人格权说、隐私权说、财产权说、新型权利说、独立人格权说.其中,唯有独立人格权说恰当阐释了个人信息权的私法属性.个人信息权具有与大数据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独特内涵,其范围、内容均无法为其他权利所替代,社会情况的深刻变化呼唤个人信息权的诞生.在法律属性上个人信息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数据产权的法律表达

数据具有客观实在性、可确定性和作为劳动成果的财产属性，可以作为独立的交易客体进入市场流通，设立财产权性质的数据权因而具有正当性。为数据生产与交易提供充分激励，维系围绕数据生产加工所形成的社会分工合作和按劳分配格局，亦需要法定权利的设置。综合来看，将数据权初始配置给数据生产者最为合适。原始取得的数据权应为一种总括性权利而非分散性的权利束。国家政策文件中列举的数据产权类型重在揭示经济生活中数据生产和利用的不同形态，其在法律属性上则为数据权或从数据权中派生的权利。结合数据的电子形态和传播特性以及数据利用的方式特点，对数据权内容较为贴切的区分是访问权、复制权、使用权和处分权，并以访问权为数据权的首要权项。相应地，数据侵权规范的构建宜以保护权利人对数据访问的控制为中心。     

商业特许经营的知识产权法分析——商业特许经营之知识产权价值功能发现

商业特许经营许可他人使用包括商标、商业名称、店徽、经营模式、实用新型、著作权、技术秘密权或专利权在内的一整套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其实质是对知识产权权利的复合授权使用,是对商誉知识产权的经营。商誉权许可使用应该尽早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也是商业特许经营法律调整的必由之路。     

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

欧盟法院通过对"谷歌诉冈萨雷斯被遗忘权案"的判决,正式确立了被遗忘权的概念。作为适用于网络信息领域保护个人信息的一项权利,被遗忘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了法律途径。我国作为世界上网络用户最多的国家,应当借鉴欧美法的经验,将被遗忘权本土化,使之成为我国公民人格权的组成部分。被遗忘权是信息主体对已经发布在网络上,有关自身的不恰当的、过时的、继续保留会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请求信息控制者予以删除的权利。该权利的性质属于个人信息权,在当前对该权利的侵害可通过《侵权责任法》关于隐私权和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规定予以救济。     

商业数据的私法保护与路径选择

目前作为新生产要素的数据的界权、交易与保护议题颇受关注，特别是其中可流通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商业数据。当前法学界对商业数据提出的保护进路，大致有“商业数据财产权论”“商业数据控制权论”“商业数据‘权利束’论”以及“商业数据权论”几种观点，但上述观点都有其不足。笔者基于商业数据蕴含的多重私权属性以及其独创性的不同程度，并以司法适用的一般原理和请求权基础检索为依据，在现有私法制度内提出由知识产权、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构成的“商业数据综合保护论”及其渐进式“三层五步走”具体保护路径，以期在现行法框架下促进商业数据的共享利用与有序保护。     

捍卫权利模式——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公共性与权利

个人信息权和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是两种相对立的模式,学界通常认为个人信息权赋予个人排他性的支配权,这与个人信息的公共性相矛盾。个人信息的公共性并不必然反对权利模式。一种广义的公共性包含着个人信息所负载的公共利益,个人信息的公开化也是网络时代个人和商业交往的必要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模式。公共利益具有多样性,正是某些公共利益支持了权利。权利所蕴涵的主张权确保了人的尊严和自由,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做不到这一点,它不具有义务指向性。但在立法模式上,个人信息保护法要以义务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为主,这是由网络空间个人信息的性质决定的。     

论数据使用保护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商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数据获得法律保护是数据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对数据使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保护“数据”的各种外在呈现形式,尤其是数据集合。数据经营者对数据经济的贡献、数据主权和数字人权带来的现实障碍提出了迫切要求。以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主要国家对数据使用保护进行的知识产权立法为数据跨境流动相关制度研究提供了基础。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欧盟对数据使用提供了现实保护,但是现有国际法律制度无法对大量存在的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提供充分保护。其原因包括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数据主权和个人数据保护受到更多关注、国际法碎片化发展趋势等。对此,应在数据相关制度和实践中坚持促进数据使用为指导原则;在TRIPs体系内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制度,该制度在保护数据集合专有权的同时应注重平衡个人数据保护、数据主权和公众信息获取权。立足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现状,中国应在著作权法体系下构建非独创性数据集合有限排他权,并完善相关立法和实施以促进跨境数据流动。     

个人信息权的体系化解释——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公法属性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它采取了将个人信息权作为新兴公法权利的思路,确立了完整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和《民法典》一起形成了公私法共同协力的进路。《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权利束的方式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可携带权和信息权利救济权等。《个人信息保护法》从立法依据、权利体系、条文设计和规制措施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公法属性,这也可以从基本权利的双重面向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得到理论上的证成。这部法律是数字时代公法秩序的基石,它对公法边界的形塑仍需通过其实施来确立。     

智能时代算法专利适格性的理论证成

人类社会正在快速进入智能时代,将有越来越多的关键技术创新发生在算法层面.算法的专利权保护对激励智能科技领域创新、实现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具有重大意义.在法律实践中,专利局和法院面对算法的专利保护诉求不断提炼出若干回应型判断方法,逐渐释放出对算法相关发明专利权保护的制度空间.然而算法专利适格性在理论上迄今尚未形成共识,仍然存在"层次限制""领域限制"等争议.而"智力活动方法除外原则""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界分原则""技术领域限制原则"等专利适格性判断原则由于实践基础局限和推理逻辑错位而严重妨碍算法专利权保护的制度构建和司法能动.立足人工智能产业的现实情况和促进"新基建"的时代背景,应当从"算法专利适格性的问题思维"转向"算法专利权保护的法理思维",破解算法创新与应用实现的绝对二元论及对算法专利权保护过度的犹疑,肯定算法的专利适格性,激励基础算法与核心技术创新.同时,应从法理上确认算法"公开换保护"的价值意涵,以推动智能时代专利制度的理论创新、功能发展、机制优化,促进知识产权领域的良法善治.     

工业产权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专利法》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在工业产权工作上的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商标也是工业产权,而且在《专利法》公布之前已经有了《商标法》。但是仅仅对商标实施法律保护,远不能概括工业产权的全部含义。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我国人们的认识中,并没有工业产权的概念,更谈不到对工业产权的法律保护,以及对它的实质和其他有关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我国《专利法》的公布与实施,至少从立法上确立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是一种能为个人或集体(单位)所占有或持有的产权,它的不可侵犯性受法律的保护,它是有价的,因此它的转让和转移是有偿的。发明人,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单位),所作出     

商业诋毁侵害客体性质研究——以相关裁判文书为考察样本

关于商业诋毁侵害客体的性质,理论界以法人名誉权说、商誉权说、信用权说等进行概括陈述式的简易说理,而实务界中相关司法裁判也形式各异。对此问题的思考,可以分离出内部和外部两个观测视角。从内部视角看,具有高度经济利益性和适度人格依附性的商誉概念不仅可以作为商业诋毁最"适格"的客体承担者,而且还具有从一般利益走向类型化权利(即商誉权)的正当理由。从外部视角看,作为理论框架的"经济人格权"较传统民事人格权、商事人格权而言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为商誉权这一权利类型的生成提供解释空间。明确商业诋毁侵害客体之性质,既有利于宣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诋毁的"规制主权",又有利于法院在司法裁判中的准确理解和统一适用。     

标识性工业产权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

解决标识性工业产权的权利冲突应当遵循防止市场混淆和反淡化原则。解决权利冲突的具体途径在于商标注册、商号登记、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审批程序中完善事先审查、事后纠正的制度。     

我国工业产权代表团访问美国

由我国贸促会副会长王守茂为团长的中国工业产权访美代表团一行六人,于1988年10月1日至16日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代表团的任务是访问美国一些城市的商会、工业产权律师事务所及法学院,向美国工商界及工业产权界人士宣传中国专利法实施三年来的情况,介绍中国对专利技术提供法律保护的情况以及在化工、电子等领域申请中国专利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旧     

法益抑或财产权利?——《民法典》规定的"数据"的法律性质认定

《民法典》关于"数据"的规定是其对大数据时代的响应,彰显了《民法典》的时代性与前瞻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功能.然而,《民法典》对其具体意涵、法律性质等均未明确,无法为数据要素领域的后续规则建构提供切实指引.长远观之,这无疑将阻滞我国数据产业的发展.鉴于《民法典》采取了"个人信息"与"数据"二分模式,可以推知其规定的"数据"仅指具有财产属性的市场主体数据而非主要体现人格利益的个人数据.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利益成权的理论正当性、受保护利益的独立性和利益成权的现实影响三个标准考察《民法典》规定的"数据"在法律性质上是权利还是法益.洛克劳动理论证成了市场主体数据成权的理论正当性;数据条款保护的利益具有区别于其他接近利益的独立性;市场主体数据成权将积极助推我国数据产业发展.因此,《民法典》规定的"数据"应当被认定为财产权利而非法益.     

论企业数据的赋权框架：从对象到模式

将数据政策转变为数据法律,尤其是将政策上的数据权利话语转成法律上的数据权利话语,是我国目前数据法研究的主要任务。数据赋权研究以企业数据为蓝本,这既能防止数据赋权和个人信息赋权的杂糅,也能避免出现公私不分的现象。赋权框架是企业数据赋权的核心内容,包括赋权对象和赋权模式两个方面。首先,企业数据赋权的对象是作为数据集合的大数据,并且不宜包括数据产品;其次,大数据具有形态衍变性和应用场景化特征,所以企业数据赋权不宜采用“以物设权”模式和“以用设权”模式这两种民法现有赋权模式;最后,企业数据赋权的新模式以促进数据流通为宗旨,不应过度强调数据归属。     

信用卡数据库营销中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探讨

信用卡数据库营销是信用卡发展阶段中的必然产物。这种营销模式下的个人信息如何保护?本文提出立法上确立独立的个人信息权,对个人信息进行法律保护。基于该独立的权利本身要求,信用卡数据库营销过程中则必须遵循“客户知晓原则”,以切实保护客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价值、基本原则及立法路径

由于传统隐私权制度的局限性,我国应建立职场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权利.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除了具有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价值外,还有助于实现劳动者或求职者的平等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工作中的权利等.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除了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原则,诸如合法、公正、必要和透明等原则外,应将比例原则确立为核心原则,在信息处理中平衡雇主合法利益和雇员隐私权利.由于劳动关系的性质以及雇主和雇员地位和实力的不平衡,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应严格限制,原则上,雇员同意不能单独作为雇主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借鉴国外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应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条款,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规定具体规则.同时,行政机关、工会或企业组织可发布职场个人信息处理的行为指引,企业和工会也可通过集体协议或规章制度约定或规定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事项.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检察保护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检察保护是新时代法律监督应有之义,是客观公正义务的发展与延伸,是监督大数据侦查的有效途径。现有刑事诉讼法律规范难以适应个人信息保护现实需求。要发挥好个人信息检察保护职能,刑事诉讼法需要适度引入个人信息保护原则与规则,加强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同时检察机关应为信息主体提供权利救济途径,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活动,发现和纠正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行为。     

个人信息财产属性研究——以英美财产法为视角

英美法中＂property＂一词既代表财产权对象,也代表财产权本身。本文从这两方面进行讨论。一方面,商业利用中,个人信息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具有稀缺性和可控制性,对其进行保护有利于公共利益,在此范围内的个人信息属于作为权利对象的财产的范畴;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商业利用中所表现的法律关系符合霍菲尔德的财产是法律关系束理论,体现在其上的使用权和处分权集中体现了作为权利束的财产概念。     

指纹考勤的合法性分析

指纹信息具有特定性、稳定性和触物留痕性,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有敏感与一般之分,前者受隐私权保护,后者可成为财产权客体。指纹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但隐私公开在信息社会下具有相对性,即在特定领域内公开并不意味着在任何领域均公开,所以指纹搜集并不必然侵害隐私权。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对其限制须受公法规制,即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指纹搜集缺乏相关授权法律,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未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未必符合比例原则。建议立法机关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以补足指纹考勤等信息利用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