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

2006年,两位学者提出了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这种新观点可能受制于一种“新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法律范式转换理论并不能直接嫁接到中国法制现代化理论上。如何在当下中国的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基础上,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品格的自反/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理论,是需要学界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

法制现代化是当下中国的时代课题。法制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文精神的现代化 ,因而法制现代化应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幸福自由生活为终极关怀的现代化 ,其现实关切应当是权利至上 ,以权利为本位型构法制现代化的模式     

少数民族本土法制资源现代化转型

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法制的现代化是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时代需求。从法制过程的角度来看,民族法制现代化在实践的过程中,其民族性是基本的属性诉求。推进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的方法和策略是多样化的。基于此本文以少数民族本土法制资源的现代化转型作为研究的主题,结合藏族地区民族法制资源的现代化转型策略进行了研究。     

法制现代化的一般意义与内涵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宏伟的建设工程,研究法制现代化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简要的分析和论述了法制现代化的一般意义及其内涵,以期为法制现代化建设有所助益。     

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特征分析

<正> 在本世纪最后十年中,中国正全力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社会迈进,法制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历史进程看,有两种类型的法制现代化,一种是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演进型的法制现代化,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主导型的或者称之为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明显属于后者。与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相比、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在启动因素、社会条件、发展途     

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架构

法制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法学界正在深入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此文对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内涵作了较为深入的开掘。作者在对现代化、法律与法制的文化品格、法律发展等概念范畴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指出法制现代化是人类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这种历史性的跃进，导致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包涵了人类法律思想、行为及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其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法制现代化也是一个法律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的过程     

论政府主导型的法制现代化

论政府主导型的法制现代化蒋立山中国正全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社会迈进，法制现代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有两种类型的法制现代化，一种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演进型的法制现代化，另一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的法制现代化。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属于后者。中国的政...     

司法现代化若干问题研究

引言现代化是一股锐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推动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全面的转型。伴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制必然也面临着相同的命运──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即实现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它的本质含义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化。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应当把人治的衰微,法治的兴起作为法制现代化过程的基本评估标准1。法治是人类为摆脱权力的任意、专横而寻求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人类在长期法制变革中为法制设计的一种理想状态,因而是法制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法治的内涵不…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律教育

<正>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内容丰富、涵盖广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从法制现代化的两大结构看,它既标志着整个社会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也标志着整个社会法制观念的现代化;从法制的运行机制看,它既指法律创造过程(立法层面)的现代化,也指法律操作过程(执法层面)和法律实现过程的现代化。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与此密切相关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其实质是指人的法制观念的现代化。因此,在法制运行过程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     

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

法制现代化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战略,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组成内容之一。然而,法制现代化是系统的社会工程,包含着诸多领域、环节和要素,为了协调这些领域、环节和要素,保证法制建设和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协调发展,我们必须事先确定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勾画法制现代化的蓝图。     

中国传统法在法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

本文重在探讨中国传统法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存在着向现代化转折的可能 ,传统法中的一些因子是否可以成为现代法文化发达的动力并丰富现代法文化的内容。笔者认为要论述传统法的现代化问题 ,首先应该对法的现代化标准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要区别法的现代化、法律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的不同含义。其次 ,要尽可能客观地阐述传统法的原貌 ,分析传统法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法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笔者的结论是 :中国传统法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预设”的“规律”那样消亡 ,相反传统法在现实中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随处可见。只有了解传统、理解传统 ,才能正确地解释传统、更新传统。因此在法的现代化中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自觉、主动 ,而不是回避或被动地改造传统法。     

法律本土化:一种法社会学的视角

法律现代化与法律本土化的争论 ,实质上是法律实证主义和法社会学在中国的理论争鸣 ,法律本土化观点为中国法学提供了一种法社会学的研究进路。     

支配、正当性与法律理想图景——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支配与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讨论的主要脉络,从语义分析的视角看,在现代化范式与其批判之间,存在着二种不同的对中国法学研究进路的理解.对现代化范式批判的再反思,对中国法律理论图景的再认识,是推进这一讨论的最好方式.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法哲学视野中的民法现代化理论模式

民法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主要有从身份到契约、从契约到制度 (身份 )以及近现代民法模式 ,它们都有一定的不足之处。私权的社会化的结果是私法公法化、私法社会法化与私法社会化。民法现代化的核心观念与理论模式是私法社会化 ,其具体内容包括 :民法以社会为中心 ;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民法应注重对弱者的不对等保护。私法社会化并不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 ,它以私法自治为前提与基础     

超越“传统与现代”：法律多线现代化

相关研究或明或暗地将“传统与现代”作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重要区别。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都是各自以一种进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并都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不断变迁以适应现代社会,都有自己的经验、理性和正义观,都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都有传统性和自己的现代性,都有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国家法与民间法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和承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混杂。将国家法和民间法作现代与传统的区分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在法律多元的社会中,法律现代化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各自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的多线现代化。我们应当引导民间法的现代化,确保民间法现代化与国家法现代化的协调,确保正义的弘扬和社会的和谐。     

罗马法与近现代中国民法——历史与未来

近现代中国民法系统移植和继受了大陆法系民法的原则、概念、制度和体系,并借此逐步抛弃其落后的封建成分,在先进的罗马法自然法精神、私权观念和私法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近现代中国民法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对罗马法精神的传承和对罗马私法内容和体系的继受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罗马法是近现代中国民法之源。未来中国民法应在把握与罗马法的源与流关系的基础上有选择的继受,实现对罗马法的理性发展。     

刑期折抵制度的刑法精神

不仅要预防犯罪,还要保障人权、关怀人性、崇尚公正,这是当代刑法的基本精神所在。而刑期折抵制度因其彰显了当代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实践了当代刑法的人性关怀,体现了当代刑法的公平公正而弘扬了刑法的精神,是刑法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和必然要求。     

当代刑法的两大基本理念及其意义

刑法是公法，维护秩序是其第一要义，也正因为它是公法，因而又必须警惕和提防它对公民的不当侵害。秩序的刑法维护受罪责原则、法治国家原则、人道主义原则的制约。秩序的有效性取决于刑法的惩罚和预防功能的现实成效，它并不在于刑法的严厉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刑法具有残缺性，是第二次规范，它本质上是保障法，因而它不可能也不应当全面干预社会生活，只是其他法律不足以抗制且选择刑法具有效果时的最后法律手段，其使用受刑法谦抑思想的制约，“抓大放小”应当是刑事政策的必然选择。这些观念应当成为中国刑法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念。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