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强制缔约义务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医疗机构的强制缔约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即医疗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危急患者”或者“危重病人”的就医请求,这一制度通过对医疗机构缔约自由的一定限制实现了对弱者的保护.本文对强制缔约制度的法律内涵、制度功能、具体表现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制度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说明,探讨了违反强制缔约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类型.     

浅析我国民法强制缔约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型垄断企业、公用事业经营者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特殊的市场地位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并不少见。本文在分析我国民法强制缔约制度的立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法律责任规范的相关对策。     

论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强制缔约义务的适用及其规范的制度价值

根据强制缔约规范的不同法源和强制缔约义务所适用的不同订约阶段来划分强制缔约规范的类型,其法律意义主要是能够明了强制缔约的义务主体和强制缔约义务的履行与合同成立的关系。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强制缔约义务的适用具有单方面限制公共海运承运人的缔约自由的法律效果,使其有义务以核准订舱单的方式对于托运人的要约作出承诺。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强制缔约制度具有彰显契约正义和调节公共海运资源的效能,以及充分满足国际贸易需要的效率价值。     

国际班轮运输公司强制缔约义务否定论——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在“马士基公司、厦门外代与瀛海公司国际海上货运代理经营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各级法院对于国际班轮运输公司是否应负担强制缔约义务有所分歧.对此,根据适用强制缔约的“递进武适用标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法制环境的分析、参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因素、基于对货方利益的保护,得出否定国际班轮运输公司强制缔约义务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了此结论对于契约法中准确定位强制缔约制度的理论意义,以及保障我国国际班轮运输市场竞争环境良性发展的实践意义.     

医疗机构的强制缔约义务与法律风险防控

医疗机构的强制缔约义务是指医疗机构在特定情形下，负有必须与患者订立医疗契约并进行救治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其立法基础是契约正义对契约自由的矫正以及医学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我国医疗机构强制缔约义务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患者处于危重病症情况，同时，医疗机构具有正当事由时可以不承担此义务。医疗机构违反强制缔约义务造成损害时，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针对医疗强制缔约义务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医疗机构应从准确认识强制缔约义务，明确强制缔约义务的适用范围，基于合理理由拒绝缔约时注意履行相关义务等方面进行法律风险防控。     

强制缔约制度研究

强制缔约制度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与合同自由、竞争自由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强制缔约可以划分为如下类型:首先,在重要的民生保障部门规定法定的绝对强制缔约制度,保障民事主体的基本生存;其次,在反垄断法中,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保障市场开放性的角度出发规定强制缔约;再次,依据保护消费者和保障人格平等原则,在违反善良风俗原则前提下可以适用强制缔约制度;最后,基于宪法基本权利之于民法的效力,也可产生强制缔约义务。合同法有必要在总则中统一设立强制缔约的一般规定。     

强制缔约制度重思

强制缔约是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强制缔约,通常从合同自由的限制视角进行理解。强制缔约在限制一方当事人缔约自由的同时,也扩张了另一方当事人的缔约自由,在此视角下,强制缔约的边界得以厘清。本文依据缔约义务主体的不同,对强制缔约的类型进行了重新划分。     

国际班轮公司作为公共承运人的强制缔约义务

【裁判要旨】作为向社会公开揽货的国际班轮公司,具备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的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的法律特征。当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代表货主向班轮公司提出订舱、提箱等合理请求后,班轮公司应履行强制缔约义务,不得拒绝交易。班轮公司封杀某些     

从强制缔约看“打车软件”的法律规制

对新技术的规制不能脱离法治轨道。"打车软件"的规制实践无法回应公众质疑的现实暴露出缺乏私法理论支撑之单纯行政强制管制的不足。"打车软件"加价功能违背了出租车承运服务强制缔约之价格强制义务,而弱势群体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熟悉使其丧失了平等缔约机会,违背了强制缔约实现契约实质正义的制度初衷。占用公共资源之新技术的推行应使全体公众受益,更不应成为违反既有制度的手段。面对挑战,对"打车软件"因噎废食地绝对禁止或毫不干涉地放任均不足取。应取消"打车软件"的加价功能,以规制司机的任意加价行为,发挥价格在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中的作用;同时将"打车软件"与声讯电召平台对接,提供多元供车途径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平等缔约机会,进而真正实现契约实质正义。     

分层土地利用中的强制地役权研究

在土地分层利用的情形中，现有民法体系中由“法定相邻关系”与“意定地役权”组合而成的“双轨制”呈现出局限性。既有解决思路无法为调整分层土地利用中的利益关系提供充分的制度方案。解决问题的进路是：基于公序良俗原则，类推适用强制缔约制度，设立强制地役权。强制地役权在分层土地利用中有充分的适用空间，可与民法体系相融合。基于原则冲突理论，在“土地合理利用原则”与“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之间，应优先适用“土地合理利用原则”，并以裁判强制缔结地役权合同为原则具体化后的规则。强制地役权合同内容应符合分层土地利用规划、建设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强制地役权合同定价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以专业评估方法加以确定，并通过程序控制克服评估方法的不足。     

中国间接强制缔约制度法律依据探讨

强制缔约制度作为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手段,已被各个国家法律予以承认,我国现行法中也有关于强制缔约的规定,但仅仅限于交通运输领域、保险领域和某些能源供应领域,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强制缔约制度的规范范围不应该只限于此,很多其他服务企业对人们的生活同样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满足广大民众的生活需要,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法律也应当规定这些企业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     

论环境法上的强制缔约

环境法上的强制缔约重构了“政府——环境服务商——企业”的三元型环境行政管制框架.现行立法例中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可再生能源强制并网收购协议、强制交售报废机动车协议等制度设定与执行需注意法律正当性问题.强制缔约制度移植的重心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将“缔约”或“合同”作为一种私法工具,以“自治”达到“管制”的目标.建议以倡导性规范或选择性规范将“环保商事合同”嵌入到《环境保护法》中,对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强制缔约可作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机制.     

数字鸿沟与数字弱势群体的国家保护

数字技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背景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技术对社会群体的“区隔”，形成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经历了“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的内涵迭代，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数字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主体能力弱化、红利分配不均、网络空间内话语权失衡等困境。在法律层面，数字鸿沟对平等、人格、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实现造成差别化的影响。有效应对数字鸿沟带来的弱势群体权益保护问题，需要国家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明确国家在宪法上的保护义务，并且为国家义务的落实提供指引、约束与评价路径。面对数字弱势群体免于被歧视、自我发展、免于受支配的权益保护需求，国家不仅要尊重公民的媒介平等权，审慎克制地履行其消极义务，同时也应当积极进行法律制度优化，保障个人的给付权与分享权，系统性回应数字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国家保护义务的贯彻与落实，一方面需要淡化个人自决权观念，强调平等权保障，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对公共管理及服务的数字化进程进行约束；另一方面需要对数字弱势群体及数字鸿沟成因进行精准识别与评估，通过立法进行制度具体化，采用强制与激励兼备的规制策略，协同多元主体进行整体保护。     

电子数据偏在问题之解决——基于书证提出义务规则的思考

在大数据时代，由于结构性偏在致使一方当事人无法取得他方持有的电子数据，有碍其诉讼上的主张与举证。传统书证的提出义务规则是解决书证偏在的有效方式，但书证与电子数据的证据方法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深入分析电子数据的属性与适用的证据方法，借鉴他国或地区解决电子数据偏在的模式，从而明确符合条件的电子数据准用书证的证据规则。只有在完善我国书证提出义务规则的基础上，平衡负有举证责任当事人的“证据声明权”与持有电子数据者的“拒绝提交权”的关系，才能有效避免电子数据偏在导致不公正结果的出现。     

数据公平利用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

在当前的数据交易与利用实践中，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主要为少数企业所控制，作为用户的个人与中小商家则难以利用数据。为实现数据的公平利用，欧盟试图赋予用户以数据访问与利用权，美国注重个人信息数据的市场交易，我国则强调对企业数据进行确权。然而，数据具有聚合性、关联性、场景依附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征，确权无助于解决数据利用过程中的争议，将数据视为权益混同的聚合型财产，通过行为规制与数据治理实现数据公平利用，是更为合理可行的路径。对于商业主体数据的利用，应强调市场自治与竞争秩序公平。对于个人数据的利用，应从“个人—企业”“个人集合—企业”两个关系维度构建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对于公开数据的利用，应克减平台企业的数据控制权，赋予平台内商家以有限的数据访问与利用权，保障平台内个人用户的个人信息携带权，以有效平衡各方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义务之反思与重构

现行食品安全法及其规章将网络食品监管的部分义务赋予给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然而义务履行情况却与立法者的设计目标有所差距。通过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义务设置的合理性进行反思,可以发现现行立法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所设置的法定义务是建立在对相应理论偏颇适用的基础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网络平台的现实能力,进而导致义务旁落。为此,应从三方面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义务进行重构:理论适用之全面性,惩罚与激励并存;法定义务建构之确定性,细化相关法律制度,使法定义务便于履行;客观能力之匹配性,政府信息提供职能及时跟进,共建食品安全大数据信息共享网络等工作。     

市场主体强制注销制度的内在取向及其法治建构

市场主体依申请注销制度运行不畅引发的市场退出障碍需协同构建强制注销制度来加以系统性克服。在制度运行机理层面，强制注销制度是行政主导下的市场主体资格终止状态确认机制、市场规制信息均衡基础上的市场交易安全保障机制和“以死促生”功能导向下的市场资源释放整合机制。在制度运行风险层面，强制注销制度运行规制须防范化解适用范围界定失范引发的行政不当干预市场风险、因清算程序后置引发的清算程序虚置风险以及未经清算强制终止市场主体资格引发的市场规制脱逸风险。在制度运行关系层面，强制注销制度运行规制须衔接处理好强制注销与依申请注销以及歇业等制度关联。     

航空旅客“黑名单”的法律分析

航空旅客"黑名单"制度在我国引入时间不长,实践中引发了诉讼和争论,反映了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合同法中的强制缔约制度要求承运人承担缔约义务,但强制承诺义务并不是无条件的。基于航空安全等因素的考虑,航空承运人有拒载的权利,但旅客"黑名单"的出台应有严格的审核监督机制、公开和缜密的程序认定、完备可操作的当事人救济制度作为保障。我国应借鉴国际惯例和国外的成熟做法,加快有关立法进程,全面规范航空旅客"黑名单"制度。     

刑事数据调取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定位及关联义务

侦查机关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数据已成为刑事侦查新常态，但也因此带来一系列实践操作和规范层面的问题，危及公民的隐私及数据权利等。解决这些难题，除刑事诉讼法上重新定位数据调取侦查措施属性外，还可从规范数据披露行为入手。通过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数据侦查中扮演的角色，厘清其关联义务，进而规制刑事数据调取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身兼经营者、公共服务提供者及网络规则重要缔造者三种角色，相应地承担“隐私及数据保护”“协助执法”“参与塑造自由、开放的数字生态”三种义务。这其中，不同义务的并存与博弈、义务之间的优先性以及彼此义务的有限性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只有厘清了刑事数据调取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体系及义务履行事宜，才能有效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用户“隐私及数据权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身的“经营权益”。     

论企业数据流通制度的体系构建

如何促进企业数据高效有序流通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问题。数据流通是一个立体制度，不仅要求法律在数据确权和数据交易问题上予以回应，同时也需要构建外部治理体系。对于数据财产权，欧盟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基本上都放弃了数据所有权路径，而转向数据使用权模式，并考虑如何促进其他主体对数据的访问。但是，对于数据访问权方案，需要认识到其本质是对数据财产利益的重新分配，进而更为谨慎地考察市场失灵问题、制定公正的分配方案。就数据交易制度而言，应当明确可交易数据范畴以及数据提供方的信息提供义务，同时要求交易平台或交易所承担一定的审查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通过适当的监管措施推动数据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