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告犯的谦抑价值之解读——兼论“亲告罪”范围的扩大

亲告罪是以告诉权主体的告诉为追诉条件的犯罪,亲告犯主要侵犯公民个人的轻微法益.亲告罪的设立具有谦抑价值,主要表现为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相对性、刑法的有限性、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四个方面的价值观念.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应较为理性地看待我国刑事立法中亲告罪的设立.考虑到本国国情和刑事立法基本指导思想,对亲告范围可适度扩大.     

“亲告罪”的范围界定

通过比较研究,在坚持现行刑法对亲告罪的合理规定的基础上,我国应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在界定亲告罪范围时,应遵循"亲告罪是轻罪"和"被害人易举证"两个标准.并依据这两个标准,把亲告罪划分为"基于特定身份产生的亲告罪"与"基于特定损害产生的亲告罪"两类.     

大陆法系各国（地区）亲告罪立法之比较

告诉乃论制度对充分保障被害人权利、实现刑罚谦抑、促进刑事和解具有重要意义。大陆法系各国均规定了数量庞大的亲告罪,我国的亲告罪名却很少,类型也很单一。制约亲告罪范围扩大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亲告罪告诉机制的缺陷。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对亲告罪告诉权的救济性规则缺乏,亲告罪与自诉罪混淆,告诉权与证明责任混淆,告诉制度不完善。通过归纳、比较各国刑事立法例中的优劣,认为我国可采被害人可自由选择自诉的混合起诉制,以弥补亲告罪告诉机制的缺陷。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中亲告罪之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中亲告罪的立法形式、罪名种类和亲告条件作了初步的比较研究.两地刑法典的总则和分则都规定了亲告罪,但所用的"告诉"概念,其含义及与"自诉"概念的关系却是有区别的.内地刑法中的"告诉"是向人民法院告诉,告诉是自诉的一种情况;澳门刑法中的"告诉"是向检察院告诉,告诉与自诉之间彼此独立.澳门刑法中亲告罪的罪名数量明显多于内地,其内容所涉范围更为广泛,条件较为具体.目前,内地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是非常薄弱的,这一比较有助于亲告罪的理论研究.     

论亲告罪的自首

亲告罪的自首即首服作为自首制度范畴中的一部分,在法律史上存在已久,但在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中,它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指出首服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其适用条件也不同于一般自首,在应然的立法模式上需结合我国现有的立法体制,对其予以特别规定。     

亲告罪追诉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亲告罪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国家追诉权过度扩张而侵害被害人的利益,自诉程序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国家追诉权的消极滥用而使被害人追诉犯罪的愿望落空,亲告并不等于自诉.我国亲告罪案件只能通过自诉程序追诉,这种追诉机制在原来超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下也许能取得较高的定罪率,但在刑事审判模式已经逐渐转型的今天却逐渐陷入一种追诉成功率低的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将自诉型追诉机制转变为一种公诉与自诉并行的追诉机制.     

亲告罪比较研究及我国的立法取向

亲告罪(no trial without complaint,Antragsverbr echen),又称亲告犯,告乃论、告乃坐、告诉乃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是指某些犯罪必须有被害人一方的控告或告诉,司法机关才能追究犯罪人的责任。它同非亲告罪相对应,是依据追诉条件对犯罪所作的分类。对大部分犯罪来讲。犯罪一经发生即     

Comparison on the Legislation of Prosecution at Accuse in Civil Law System

告诉乃论制度对充分保障被害人权利、实现刑罚谦抑、促进刑事和解具有重要意义.大陆法系各国均规定了数量庞大的亲告罪,我国的亲告罪名却很少,类型也很单一.制约亲告罪范围扩大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亲告罪告诉机制的缺陷.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对亲告罪告诉权的救济性规则缺乏,亲告罪与自诉罪混淆,告诉权与证明责任混淆,告诉制度不完善.通过归纳、比较各国刑事立法例中的优劣,认为我国可采被害人可自由选择自诉的混合起诉制,以弥补亲告罪告诉机制的缺陷.     

侵占罪:一个被误解已久的立法范例

我国《刑法》规定的侵占罪是一个被误解已久的完美立法,借鉴国外的侵占罪立法及理论误导了对我国侵占罪的理解,应还原其饱含谦抑理念的内部结构和适用机制。我国《刑法》第270条第1款是委托物侵占和脱离占有物侵占的一体化规定。该条第2款通过例示的方式(遗忘物、埋藏物)规定了脱离占有物侵占的刑罚,它既非法律拟制也不是注意规定,而是一个单纯的刑罚条款。将“拒不退还(拒不归还)”视为一个独立的要素限缩了侵占罪的成立,更符合该罪为轻罪的定位。没有必要修正亲告罪的规定,纯正亲告罪的设定关闭了追诉侵占国家财产的通道。我国的侵占罪巧妙地将谦抑理念和类型区分融入一个法条,更兼顾了国家所有与个人占有之间的利益平衡。侵占罪的双重限制为其他救济措施的运行提供了充足空间,是一个将社会综合治理理念融入法条的典范。     

刑法中定量因素的故意规制研究——“客观超过要素”理论的再诠释

我国刑法“立法定性、定量”的．立法特点对于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相统一”基准以及犯罪故意概念内在结构的理解都有其实质性影响，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机能二元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客观超过要素”理论就会发现“客观超过要素”概念的存在有其充实的理论基础与合理性。     

对侵犯著作权罪立法的几点思考

实体法上,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中“以营利为目的”不必要,以行为人侵犯著作权的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不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有效打击。法定刑的设定不够合理。程序法上侵犯著作权罪是否属于亲告罪类型的自诉案件不太明确,文章认为设定成刑法上的亲告罪还不如设定成为刑诉法第170条(三)所规定的可予自诉的案件。     

对强奸犯罪实行“亲告”制的理性思考

通过一则强奸实例的说明对亲告罪的价值、理念问题作一初步剖析 ,继而笔者从伦理、社会、法律三个层次逐一论证 :司法不应过度干预强奸犯罪 ,应本着保护被害人权益 ,尊重被害人决定的原则赋予被害人告诉权。在此基础上 ,笔者指出对强奸犯罪实行亲告的原则———不告不理 ,当被害人受制约、受胁迫时 ,司法机关可以介入。     

对《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若干问题探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是刑法修正案（八）的新增罪名。这对规范劳资关系、稳定社会公共秩序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仍有一些问题如本罪罪名的确立,其客观方面的模糊性等等需要探讨。建议将本罪罪名确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明确其客观方面的规定,将“数额较大”的标准规定为5000元,将“经有关政府部门责令支付而不支付”改为“应付款项2个月期限届满时不予支付”等。建议将本罪改为亲告罪,并期望通过增设本罪能够促进我国劳动保障制度的完善。     

谈新刑法中“军法从严”原则的体现

谈新刑法中“军法从严”原则的体现张建田众所周知，由于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或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都严重侵害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比较核心的部分。因此，在立法上如何体现“军法从严”的原则，既是我国刑法罪刑相当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通常做法...     

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虐童”事件频发.强化对“虐童”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从必要性上看,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规制“虐童”行为存在突出困境.一方面,非刑事性儿童立法呈现出“静态化”的缺弱;另一方面,刑事立法保护儿童功能缺失.着眼于我国当前国情,全面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制度经验,构建防治儿童虐待综合管理体系尚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恰当运用刑法的威慑力,既可以更好地“对接”我国相关儿童立法中涉及的刑事责任,又足以“补强”我国社会转型期儿童保护立法整体上的缺弱.从可行性上看,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有通过刑法规制“虐童”行为之立法先例,另一方面,国内积极有利的因素包括:关注未成年保护的良好法制氛围;我国现行刑法中针对“虐童”行为潜力较大的储备资源.在当前,刑法规制“虐童”行为客观上存在两种思路:设立“虐待儿童罪”或修正虐待罪.两种思路各有千秋,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虐待儿童的行为更有效地纳入到刑法的调整中来.     

许可是对禁止的解除——论行政许可立法中的“谦抑性”

“谦抑性”在法学研究中通指为刑法应具有的价值取向。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哲学》一书中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法(而用其他刑法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我们认为,刑法的这种价值品性与行政许可法立法的价值取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换言之,行政许可立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中包含了“谦抑性”,并通过具体法律…     

环境犯罪应当走上刑法“前台”——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之思考

环境刑法作为特别刑法大家族中“最晚分娩的产儿”,自然也成为备受刑法学人关注的“宠儿”。近来,缘于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理念之勃兴．环境刑事立法的价值日益受到追捧．主张其独立于统一刑法典之外自立门户的声音渐成气候．引燃了刑法学界关于环境刑事立法体例走向问题的热议。本文试从回顾我固环境刑事立法成长发达历史下笔．进而对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的走向阐发我们的建言。     

赖昌星的“亲红”情结

红色，在当代中国，是革命的象征，是神圣的颜色。革命政权，曾称红色根据地；革命军队，曾叫红军。连新中国的国旗，也是红色的。红色，本来是邪恶势力的克星。然而，今日的邪恶势力，却显示出了一种亲红情绪，且亲得出奇。走私大犯赖昌星，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远华老总赖昌星的办公地兼接待处，是一座通体一色的红楼，煞是耀眼。在红楼里，挂着一件赖昌星最欣赏的条幅，上面写的是“红运昌盛”四个大字。“昌盛”者，当然是暗含赖昌星。“红运”者，本应为“鸿运”。赖昌星故意将“鸿”字改为“红”字，可见赖氏亲红情结的程度了。…     

唐代刑事立法中的“赃罪”

唐代刑事立法中的“赃罪”孙玉荣唐代刑法中的“赃罪”是现代刑法上抢劫、盗窃、贪污、贿赂犯罪的合称。我国古代历朝为维护其统治，十分注重对“赃罪”的惩治。唐代积前朝之经验，在刑事立法上对“赃罪”正式确立了“六赃”的概念。《唐律疏议·名例律·以赃入罪条疏》议...     

论“片面共同犯罪”

关于“片面共同犯罪”的实质，刑法理论界争论不休。各学者的认识和观点不一，有学者否定“片面共同犯罪”。认为应以单独犯罪论。有学者肯定“片面共同犯罪”。认为这样有利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反映在刑事立法上，大多数国家没有规定“片面共同犯罪”，而极少数国家规定了“片面共同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对此也没有肯定，也没有单独成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