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典》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推进

<正>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任何工作一旦脱离基层，就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法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基层政权的必然要求，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我国民法典的编撰体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更为科学、完善和统一的法律来予以确立、规范、保护之。然而目前就我国是否应当制定一部成文民法典,既使制定成文民法典那么在法典编制上又该采取何种编纂体例,相关传统民法理论在未来民法典中是否予以认可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对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论和理性思考的过程中逐渐明晰我国要不要制定民法典以及如何编制民法典的问题。希望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国家主导,学者讨论,全民参与的方式制定出一部立足当下,影响深远的中国特色民法典。     

论制定中国民法典的积极意义与现实障碍

本文作者借鉴近期海内外学人基本公允的社会现代化改革理论以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现,以中国国情为着眼点,强调社会进步必须用良好精密的法律保障发展的有序性,倡议制定中国民法典。作者认为制定中国民法典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促进并保障商品经济在中国发育和安全增长;二、保障市民社会运行的有序性;三、保障市民社会的成员在严格的“铁笼”中求得相对的自由;四、促使中国由“政治型”国家向“法治型”国家转变。同时作者更进一步指出制定中国民法典至少有四个层面的现实障碍:一、中西对于法律和法典的不同态度层面;二、民法固有精神价值与中国固有传统精神价值相冲突层面;三、目前中国民法理论欠缺和立法技术存在障碍层面;四、目前在中国法典暂无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层面。在本文中,作者仅以用法治对社会宏观控制保证改革秩序的有序性为主题,略论制定中国民法典某些方面的问题,至于如何克服现实障碍,如何制定中国民法典诸多深入具体的问题有待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本刊竭诚欢迎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同志踊跃投稿,使这一专题研究不断深化,以促成中国民法典的早日诞生。     

中国究竟需要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兼谈民法典中如何处理与商法的关系

民法典不是一种简单的文本设计,而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是抽象提炼的一些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体的带有基础性的普适性规则。民法典的编纂与其说是一种重大立法活动,毋宁说是一种重大的国家政治行为。民法典制定的目的不应是单纯地为了填补法律体系上的缺失,更重要的应是利用民法典自身的丰厚文化意蕴和强大辐射功能,提振中国的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民法典的制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和法律价值作支撑。民法典应是公民权利的圣经,是公民基本行为的路引与航标,是一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体现和升华,是国家现代法治的主要载体。民法典的内容应以基本性、人本性、普遍性、典型性、重大性、稳定性和代表性作为设定条件。民法与商法的基本分工是: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是市场经济的前置性法律;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民法典编纂的技术路径选择上,基于节约立法成本和考虑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与其草率冒进地制定一部全新的民法典,不如在充分总结《民法通则》适用经验的基础上,对既有的较为成熟的《民法通则》进行扩充、改造和升级,将民法典打造成《民法通则》的升级版或2.0版。     

民法典时代的经济法体系构造——兼论《经济法通则》的结构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历时60余载,期间几经起落沉浮,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的“标本”。随着民法典的定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将进入国家治理的法典化时代。与此同时,与民事立法齐头并进的经济法也面临着对既有单行法体系化整合的任务,以解决“经济法是个筐,什么法都能装”的窘境。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法与经济法立法的演进轨迹看,民法的法典化之所以相对容易,是因为民法具有明显的法律移植属性,并存在可资借鉴的大陆法系成文民法典,而经济法的法典化纯粹是首创,其难度可想而知。民法典之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其他重要法律部门的法典化,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由之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短时间内难以成典,则可以采用逐步推进的方法,首要任务是从理论上完善经济法的体系结构,增强经济法体系结构的科学化、体系化和逻辑自洽性,使经济法立法与民事立法等相互衔接、相互协调,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治体系。     

民法典随感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制定民法典的决定后，法学界、工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在欢呼雀跃，大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态势，似乎这是中国立法史上最正确、最伟大的决定。何也?是赶超欧美之民族自尊心使然，是社会大众对法治社会之渴求使然，是法学家追求法学终极真理之伟大理想使然，当然也是政治家维持国家长治久安之宏伟     

从公私法关系的视角看《民法典》的编纂

民法典的编纂不仅仅是私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公私法的关系以及公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必须纳入民法典编纂的视野，否则我们将步入理想主义的误区，民法典的制定及其实施也必将陷入困境。一部民法典能否达到我们期望的效果不仅要考究法典本身的制度安排，更要将法典放在整个法律体系和法治环境之中。只有协调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才能制定一部完善的民法典并从根本上扫清民法发展的障碍。     

民法的理念与中国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民法的理念是民法典的灵魂,一部好的民法典,必须深蕴着完美的民法理念,而完美的民法理念及运行又建立在适合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之上。但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礼治社会”、“乡土社会”的特点,以及建国后形成的社会主体一元化、权利结构国家化、社会关系身份化的社会结构特征,目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制度建设。因此,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必须对我国目前的社会基础与观念进行再造与更新,应逐步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至少要同这种社会基础再造与观念更新同步进行。     

我国民法典制定若干社会问题的思考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法典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最高成就无疑受到极大的关注。纵观世界各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其社会基础无疑成为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本文指出民法典制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仅仅有法律文本不能说法典化的任务已经完成,法律在于最终实现与否,法典只有有其实现的社会基础才有制定的内在合理性。     

从民法典的制定看法与政治的关系

日本民法典于一个世纪前开始实施，中国现在正在制定民法典。法律家往往容易偏重法的具体内容，而法却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因此它要发挥出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职能。本文试图从上述视角出发，思考一下民法典制定中法与政治的关系。 日本民法典制定的 19世纪是帝国主义时代，亚洲以及非洲的很多国家都沦为殖民地。即使是那些没有彻底殖民地化，或没有成为保护国的国家，如伊朗 (当时的波斯 )、中国 (清朝 )、泰国、日本也都在不平等条约的重压下不得不承认了西方列强要求的治外法权。具体地说，伊朗和中国之所以被迫接受了治外法权，是因为他们…     

论瑞士民法典的立法特色——兼及对中国制定民法典的启示

诞生于20世纪初的《瑞士民法典》,在立法指导思想以及编制体例和风格方面颇具个性和特色,在世界民法典大家庭中可谓一颗明星.我国民法典的制定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但学界在要不要制定一部民法典、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以及如何制定民法典等问题上争论不体.本文认为加强对瑞士民法典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思路与深邃的启迪.     

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我国已经把制定民法典摆上了立法日程,但是,对欧洲大陆法国家已经长期探讨的民法典的弊端和危机,以及民法典分解现象少有研究。本文介绍和分析伊尔第的民法典分解理论,论证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只针对民法基本原则和民事基本制度作一般性规定,反对制定条文详尽的民法典,建议未来的中国民法典只对现行《民法通则》进行修改,制定一般性民事规定,由民事单行法具体规定民事规范。推动中国民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比制定民法典更为重要。     

向中国自己的民法典迈进

制定出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是几代民法学人的梦想．更是当今广大民法学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十年来，我国制定了多部重要的民事法律，正朝着中国自己的民法典稳步迈进。     

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思考

文章坚持应该制定一部属于中国的民法典,反对对制定法典的怀疑,但认为在当前还不具备制定法典的条件,并对此从两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即制定民法典的理论准备不足;尚不具备制定民法典的社会条件。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文章对制定民法典的时间作了大胆的预测,认为制定民法典的时间应当在30—50年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角下的民法典及其实施

民法典既是立法理性化的私法成果，也是承载政治功能的法律文本。现代政治是基于法律调控下的规则治理，民法典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逻辑关系是一项值得探讨的论题。发掘我国民法典的世界性贡献，应科学认知新中国以来的民主政治实践。我国民法典蕴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意涵，各编的公法规范内容彰显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治理念。应通过互动性视角审视民法典实施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从规范公权力行使效果、畅通民法典与政治法衔接、民法典精神强化政治文明秩序等路径上推动二者的全过程互动，切实发挥民法典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意义。     

漫议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关于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列宁早在1922年就指出制定良法典是“特别紧急和特别重要的”国家大事,并且亲自领导制定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民法典——《苏俄民法典》。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前都关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曾尖锐地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     

从公私法关系的视角看《民法典》的编纂

民法典的编纂不仅仅是私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公私法的关系以及公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必须纳入民法典编纂的视野,否则我们将步入理想主义的误区,民法典的制定及其实施也必将陷入困境。一部民法典能否达到我们期望的效果不仅要考究法典本身的制度安排,更要将法典放在整个法律体系和法治环境之中。只有协调私法与公法的关系才能制定一部完善的民法典并从根本上扫清民法发展的障碍。     

商事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的制定

当我们在探讨民法典的制定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安排商事立法的体例？不同的国家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完全一样的。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对待商事立法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民商合一，另外就是民商分立。所谓民商合一是指民事商事统一立法，民法典之外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商法典，有关商事的内容，或者编入民法典之中，或者颁布单行法规予以规定。所谓民商分立是指将民事商事分别立法，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民法典、商法典分别独立存在。民商一无论者认为，民事商事均属私事，不宜分开，实际上也难以分开。民商…     

民法文化与民法典——对制定中国民法典的启示

一部博大精深的民法典应该是现代商品经济与法律文明和谐结合的精美产物。作为法律文化分支的民法文化应该通过民法典表现出来，但并非任何一部民法典都能表现出这种民法的文化来。如果一部民法典没有民法文化价值的体现，那么这部民法典只能是徒具形式，或者说是不成功的。要看到民法文化对制定我国民法典有价值的启示，期望理想中的现代民法文化可以在民法典中最终实现。因为民法典不仅仅是一个形式，还应有法的精神。     

民法典视域下的破产撤销权

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中国建设中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破产法是债务人困境拯救和规范退出的基础性法律,亦是营商环境优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必将对包括破产法在内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实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民法典实施一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聚焦民法典对破产法实施的影响,邀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撰文,深度解析民法典视野下的破产撤销权、保证期间和应收账款质押问题。《民法典视域下的破产撤销权》重点比较债权人撤销权与破产撤销权的异同,并基于民法典的规定对破产撤销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出建议;《民法典保证期间相关规定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区分主债务人破产和保证人破产的不同情形,梳理保证期间的法律规则在破产法情境下的理解与适用;《破产语境下应收账款质权的保护与限制》评述了质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的权利优先顺位,对出质人破产时新增将有债权是否纳入质物范围等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破产法应该平衡保护应收账款质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权益。本期策划不仅有助于促进民法典与破产法规则的衔接与协调,亦可为企业破产法的修改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