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黑社会犯罪有关问题述论

目前，在我国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犯罪还没有出现，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的有组织犯罪时有出现。另外也发现有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入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在多年的实践中，公安机关总结出我国反黑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     

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比较研究

至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侦查工作也基本上能适应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然而,随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案数量、社会破坏性的迅速增加,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对我国的影响和渗透逐步扩大,现有的侦查主体之设置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应分析西方主要国家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实际情况,提出改革我国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的建议。     

有组织犯罪原因浅析

有组织犯罪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也成为困扰我国社会治安的一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探讨有组织犯罪的原因,对于从理论源头找到扼制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方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外黑社会比较研究

一、“有组织犯罪猖獗,黑社会复活了!”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形态符合黑社会的一些特征,但只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不是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然而,根据2000年岁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破获出来的案件看和当前中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的最新动态看,有的有组织犯罪的行为,已经完全符合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如果将这类犯罪还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实际。因为黑社会组织一般有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控制

黑社会犯罪是国际上最为严重的犯罪,是有组织犯罪最典型的一种形式。在我国,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还没有出现,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已经出现。这种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的产生与存在,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构成极大威胁。     

论有组织犯罪研究--十年回顾、评价与前瞻

我国学界在1994-2004年十年间对有组织犯罪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出版专著20部,论文发表近700篇,并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十年间学者围绕着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概念、有组织犯罪现象的科学解释,治理对策进行深入探讨,但有组织犯罪是一种新型的复杂犯罪现象,随着社会的演变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这就亟待学界克服已经研究的缺陷与不足,推动有组织犯罪研究向纵深发展。     

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刍议

目前，有组织犯罪和有组织犯罪集团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其犯罪网络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在我国，象国外那种职业性和典型的黑社会犯罪组织还没有形成规模，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也大量出现。为遏制此类犯罪的产生、发展，刑法及时增设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有组织犯罪之比较研究

世界范围内的有组织犯罪令人触目惊心。我国大陆虽然还未发现大规模的黑社会组织，但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已经出现并日趋严重。所谓有组织犯罪，是指三人或三人以上，按照纪律和等级永久性地结合在一起，为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采用恫吓、暴力和贿赂腐蚀的方法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有组织犯罪与贫穷、政治腐败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只有消除贫穷与腐败，才能根除有组织犯罪     

中日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策之比较

中日两国为近邻,近年来都面临国内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威胁,为有效打击和控制猖獗的有组织犯罪蔓延,比较研究中日两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围绕中日两国有组织犯罪界定比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实体法,主要从立法模式、罪名罪状和刑事责任规定比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程序法,主要从侦查机关、侦查措施、证人保护制度及没收和追缴程序等比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下游犯罪——洗钱罪的规定比较。     

有组织犯罪刑罚之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刑法关于有组织犯罪刑罚规定的完善

有组织犯罪目前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各国关于有组织犯罪刑罚的具体规定比较,建议我国刑法对有组织犯罪的刑罚规定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增加规定其他附加刑;并且,对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予以一定的限制,以贯彻对有组织犯罪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     

论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隐私权的刑法保护顺应了我国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我国刑法由"国家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符合防治严重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客观要求.我国刑法典保护隐私权的相关规定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具有间接性.建议我国刑法设立"非法获取、散布隐私罪".     

有组织犯罪特征的构成形态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社会的一大毒瘤,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国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由于我国有组织犯罪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有组织犯罪重新泛滥所处时代的独特性,使得我国有组织犯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烙印,其每一个特征的内部结构都不是单一的,存在着复杂的构成形态。了解和认识有组织犯罪主体、结构、手段、观念、活动领域特征以及空间地域特征等方面的构成形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其运动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理解与适用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六)》中设立的一个新罪名,作为一种危害较为严重,但实践中又很难认定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其罪名的设立和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和争议。设立本罪的法理基础在于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本罪的构成特征,在司法认定中注意区分本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区别。     

构成要件的历史考察——从诉讼概念到实体概念的嬗变

我国刑法学中所使用的构成要件一词是从德语的Tatbesand (犯罪类型 )翻译而来 ,而德语Tatbesand又起源于拉丁语corpusdelicti (犯罪的根本的事实 ,简称罪体 )。构成要件经历了从诉讼概念向实体概念嬗变的这一发展历史表明 :无论是作为诉讼概念还是作为实体概念 ,构成要件自身都不能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相反 ,罪刑法定原则是构成要件存在的价值基础 ;构成要件和犯罪论的联系不是必然的 ,而是罪刑法定原则使两者联系在一起 ;同时 ,构成要件的内容也是随着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抢劫犯罪死刑适用实证研究

在我国短时间内废除死刑并不现实,当务之急是规范死刑适用。抢劫犯罪的死刑主要适用于致人重伤、死亡的抢劫犯罪和其他情节极为恶劣的抢劫犯罪。在认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应全面考察罪中、罪后、罪前等多方面情节。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一般只及一罪;"先杀后抢"、"先抢后杀"的宣告刑应基本一致;在抢劫犯罪中一般不存在被害人有过错的情形;"赔偿免死"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真诚悔罪。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亟待规范。     

受贿罪问题探讨

受贿罪是我国目前多发而且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之一。在分析了国内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受贿罪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犯罪对象为多种利益,既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认为性贿赂也可以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因为性贿赂与普通的财物相比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论是国内立法还是国外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都有类似规定,认定性贿赂为受贿罪的内容符合我国立法本意。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除此之外,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存在着"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也可以成为该罪主体,符合司法实践和我国刑法理论,也与我国国情相适应。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保障——基于理念层面的分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顺利有效地实施需要一定的理念保障。首先,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对于犯罪的治理不是采取高压的政策,而是相对宽容的态度。其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犯罪高发是一种常态,对于犯罪的治理只要能够控制到社会能够容忍的程度即可。再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深刻认识犯罪规律和刑罚功能的产物,对于犯罪的治理应当保持谦抑性。最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涉及刑事司法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平衡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保障被追诉者的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严格执法与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之间的关系。     

我国海上犯罪体系亟需健全与完善

我国海上犯罪体系指由国际刑法规范和我国刑法规范所调整的各种具体涉海犯罪构成的统一体。我国现行海上犯罪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难以适应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之需要,亟需健全与完善。     

White-collar and organized crimes: Questions of seriousness and policy

The line between organized crime and white-collar crime is often vague, compounding the separate social problems represented by these two types of criminality. This blurring is complicated further by the general assumption that organized criminals pose a more serious threat, thus requiring a stronger sanction than white-collar criminals.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certain recent crime-control statutes centers around different assessments of the seriousness of both types of criminality. Prior studies of crime seriousnes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crimes in general, with some attention to white-collar crime in contrast to ordinary crime. To date, however, no one has examined the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of seriousness between white-collar and organized crim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occupa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seriousness of white-collar and organized crime influence attitudes toward policy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two, as well as toward the usefulness of various definitions of organized cr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