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研究

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是行政强制设定制度中一个相对微小的制度环节,但是对于行政强制法的实现来讲却是非常必要而且有价值的。以我国《行政强制法》的立法技术来观察,在行政强制设定中确立有关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具有非常大的制度创新性,这一制度某种意义上来讲拓展了我国立法制度中的制度特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有效地保证了行政强制设定的规范化。本文对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的制度属性、立法理由、评估指标和程序规则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试图从行政程序法治视角为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的实施、规范和完善提供参考。     

通过实务发现和发展行政合同制度

我国行政合同法典化和制度性发展遇到了困难,除了必须妥善处理与民事合同的关系之外,还须对行政合同制度的实践发展进行实证性的总结,严谨地描述行政合同制度的实务现状。通过国家政策、国家立法和司法实务三个层面的考察、勾勒和研判,可以发现行政合同制度是内生于我国现实土壤的一种制度选择,各级政府已经把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工具,不同层次的立法规范确认了行政合同制度的法律地位,司法政策也已经承认了行政合同制度。通过搜集和分析大量行政合同案例,也可以发现行政合同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大量的问题,影响了行政合同制度的发展,须改变既有行政合同观念和理论。     

行政立法程序调整对象重考——关于外部效果规范与程序性装置关系的考察

我国目前的行政立法程序制度是以明确行政过程环节内部责任的方式调整行政法规和规章这些具有法的外形规范的制定过程,因此其无法将实质上同样具有外部效果的各类以"无名规范"方式表现的行政规定纳入调整的范围之内,因而也就不能建立起具有权利性质的参与制度。对此,本文在归纳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并与日本新近的同类立法例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家行政机关系统与其外部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内在"和"外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总结和构建能够分析现代行政立法程序制度应有调整对象的基本框架,指出在现代国家中的行政立法程序已经成为一种裁量过程的情况下,行政立法程序制度建设需要将包括"无名规范"在内的所有法规范都同样地纳入调整的对象范围之中,并在程序过程中相应地设置保障社会成员提供可以行使参与权的程序性装置。     

关于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研究

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是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调整,调整的对象不仅包括行政处罚权,还包括与此相对应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该制度的出台,也促进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发展,为推进综合执法提供了基础。文章将在理解集中行使行政处罚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其在我国运行以来实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规范、制度精细化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完善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机制的理性思考——基于山东省相关实践的考察

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是关于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及其配套措施贯彻实施的有机运行体系,包括制度要素和文化要素两个方面.我国当前的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是由行政应诉代理人制度演化而来,其在立法确认的过程中曾引起争议.基于山东省相关实践的考察,发现行政负责人应诉制度在规范层面和应诉文化氛围方面都存在欠缺.规范层面的完善应立足于提高规范的等级与效力和实现规范的统一化.正确理解与认同制度、促进行政机关和公民转换理论、提高行政负责人的法律素养有利于多措并举地培育行政负责人应诉的文化氛围.     

行政许可法的制度创新与私权潜能

行政许可法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部重要的“控权法”。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和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政府治理社会的行政行为,建设有限、理性、负责的政府,更在于扩大市民社会自由、自主的空间。“听证程序”、“拍卖招标”方式发放特许以及“信赖保护”是行政许可法的三大制度创新,其中体现了私法精神,运用了私法方法,展示了私权潜能,同时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创举也不无缺憾并面临一些实践挑战。     

行政立法民主保障之问题与对策

由于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在组织形式、责任体制、权力来源等方面都具有质的不同,而且目前行政立法实践中存在立法主体层级过多、权界不清,立法内容重权力、轻责任、重实体、轻程序,立法程序有违民主与公正等问题,为贯彻和落实行政立法民主化基本原则,加强对行政立法权的规范与制约,增强和完善行政立法的民主保障,应当限制行政立法主体范围,统一行政立法程序规定,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立法参与权,健全和完善系统而有效的权力滥用防范机制。     

立法与行政──从行政立法角度思考

行政立法的出现 ,一方面适应了现代社会管理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立法与行政的关系模式。行政立法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和控制 ,否则会对法治国理论、民主原则构成极大威胁。通过考究英美两大法系典型国家有关行政立法的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 ,对其背后所体现出的立法与行政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 ,我国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重新思考 ,应对行政立法控制问题加以更多关注 ,从而促进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构建。     

从分散到统一：行政举报立法论

行政举报在我国已经成为一项法定制度，其法律规范的规则结构映衬出丰富的内涵。经检索发现，目前的行政举报立法呈现分散管理型模式，表现为涉及领域分布于一些行政管理事项，调整方法从概括式立法向规范式立法转变。这一立法模式的弊端较为明显，既让现实法律冲突难以被规则框定，容易滋生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倾向，也会因实体法与程序法衔接不畅导致可操作性减弱的问题。因此，为了契合行政举报立法的整体秩序要求与法律系统形成规律，有必要提倡统一立法模式，适时制定《行政举报法》。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采用了国务院指导性文件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相结合的推进方式。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包括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形式,广泛分布在除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立法历经十余年探索,逐步完善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项程序制度,为中央立法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立法经验。国务院现已启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立法工作,条例作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应当吸收地方共性规定与成熟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等外部机制,适度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关系;条例作为中央层面立法,构建程序制度应当使之具有可操作性,避免条例出台后地方仍需大量重复立法细化规则。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我国区域行政立法协作:现实问题与制度完善

区域行政立法协作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地方政府在行政立法领域的协作主要集中于规章冲突的事后解决机制,欠缺规章制定之前的事前协作。对此,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建议性州立法委员会以及州际协定在协调州际立法上所体现出来的协作理念和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借鉴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区域行政立法协作机制,需要健全行政协议制度、政府间信息公开和交流制度,成立区域行政立法协调委员会。     

论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兼与杨建顺教授商榷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做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应当在我国行政立法活动中得以全面实施,并且其是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增强行政立法法律文件实效之本源。行政立法回避制度之所以能够做为一种民主制度存在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为充分发挥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作用,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明确投标单位、被委托的专家或组织应具备的资质,并走政府规章制定的职业化之路。     

论行政立法中的沟通与协商

在行政立法中引入沟通与协商机制,既可以在理论层面上夯实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基础,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指导建构行政立法的参与及监督机制。为充分体现行政立法的民主精神,使行政立法中的沟通与协商常态化,须在公开、参与、听证和协商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论行政立法的价值选择

行政立法的价值可以决定行政立法的效用、行政立法的利益归属、行政立法的发展方向、行政立法的总量等 ,然而 ,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有效地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分析了行政立法合理价值的条件 ,并构设了行政立法合理价值的内容 ,如实现宪法原则、补充法律规则、维护法律秩序和便于相对人权益的实现等     

论抽象行政行为与普遍性行政措施

行政机关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均属于行政立法行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这类行为称为普遍性行政措施。作为法律实践策略,可以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定义为行政立法行为,从而将其排除出抽象行政行为范畴。     

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研究

传统的税收法定将税法严格限制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我国《立法法》给国务院授权立法开了口子,但这仍然和税收实践严重脱节,因为在我国税收实践中,真正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大量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在《立法法》出台后成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这很有必要进行探讨。198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法律解释的决议可以作为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来源。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分为税收政策性与非政策性的文件,对前者可以考虑赋予其合法性,而对后者则不能予以承认。     

立法后评估主体制度刍议——以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为范本

立法后评估是了解立法效果,提高立法水平的重要手段,评估主体制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制度设计原则、主体分类的研究,以及国内外实践的比较,我国应当将立法机关确立为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的评估单位,并科学设定后评估的参与者,以确保立法后评估达成预期效果。     

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

在复议改变之诉中,作为复议被申请人的原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机关应当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当下制度设计已为复议被申请人作为第三人留有空间,符合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目的与价值取向,可为行政权限争议解决提供新路径,行政隶属关系并不排斥复议被申请人的诉讼第三人身份,符合“有利益就有参与”的基本法则,复议被申请人与复议改变之间有利害关系.利用制度空间和既成之诉“一并审查”、“附带解决”相关问题已成诉讼经济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各国诉讼制度实践的普遍做法,我国应逐步确认和拓展法院在行政权限争议诉讼调处中的能动作用.     

行政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现实启示

行政立法兼具行政和立法的双重性质,它以效率和民主为基本价值取向。民主和效率在行政立法中是统一的,它们既相互保障又相互促进。审视我国行政立法的理论和实践,应当确定民主价值取向的优先地位,以效益促效率,形成注重效益的效率观。建立并完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应成为其调整和改革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