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导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其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应在明确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标准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即保留现行的法院应申请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形式,将执行裁断权和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执行实施权则回归行政机关,同时,应建立和完善法院的非诉审查程序和行政机关执行法院裁定的程序,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确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停止执行为原则,不停止执行为例外的体制。     

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建议——浅议行政机关和法院在强制执行中的分工

在分析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国外制度的得出一些良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应该具备的要求.根据这些要求,本文对建构中的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提出一些建议:主张在维持“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框架下,丰富行政机关的一般执行手段,规范行政机关的执行程序；保持法院对直接强制和最终执行措施的主导权,强化法院的审查职能；同时赋予当事人和利益相关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充分的异议权力和救济途径.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应进行合法性审查

近两年，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大幅度的增长，在执行过程中向律师咨询或请律师代理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即被执行人也随之增加。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法院应否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实践中有人认为：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没有法律依据，是一种“越权”行为，会影响行政机关的效率。笔者认为此观点值得商讨。第一，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有法律依据的。1996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1996］！2号通知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由行政审判庭负责审查，经教育，…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研究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但是,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践来看,现行体制还存在大量问题,这些问题亟待统一立法解决。本文试图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以及影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因素等问题的分析,提出改进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建议:保留司法执行的灵魂———法院审查,执行职能回归行政机关。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诉讼化改造

我国现行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混淆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界限、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标准不易操作、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法院公信力和权威性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美国的做法为完善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保持法院司法审查的灵魂，将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化．同时确立行政执行之诉．强化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行为执行之诉的适用范围．应当以执行标的为基本划分标准，辅之以其他标准；在程序构造上，应当在当事人、举证责任、审理方式以及裁判和救济等方面设计与非诉行政执行不同的程序和制度．突出其和行政诉讼普通类型的区别和它的“执行”特征。     

行政决定强制执行的法律适用及其救济

《行政强制法》规范了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明确了我国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是司法与行政并举体制。然而,这种表面的"治"并不能遮掩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本文认为行政决定强制执行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起始期限计算不统一、管辖法院有待明确、执行主体的确定标准不明、审查标准的可操作性不强等突出问题,急需立法之间进一步协调。行政决定强制执行在现有法律救济中的暂停执行名不副实,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请求国家赔偿面临受案范围的阻滞,赔偿程序自身存在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的差别对待。因此,我国行政决定强制执行法律救济应当增加预防性救济,加强非诉讼审查,逐步实现裁执分离的普遍化。     

强制执行权并轨运行模式研究——以我国执行主管现状与完善为切入

执行主管,是指不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强制执行职权和履行强制执行职责的范围和权限。符合强制执行规律的主管制度有助于促进强制执行价值的实现。我国目前对执行主管的研究尚不深入,强制执行权并轨运行下的不同机构间执行冲突屡有发生。笔者认为,现行民事强制执行由法院主管的制度是我国基本国情的选择,应当坚持并完善。从长远看,行政强制执行应当由行政机关主管,但要明确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权。     

建立综合性行政强制执行机构之探讨

以行政机关为主导和以法院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都有其弊病,我国现行模式也存在严重缺陷,本文拟探讨我国建立行政综合执行机关的可行性,并设计该模式的程序以求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的规范化。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行政强制法》承继了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双规制。行政强制执行面临着执行效率不甚理想、执行冲突时有发生、非诉行政执行困难重重的制度困境。针对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范围过窄、传统强制执行观念牢固、法院办理非诉行政案件缺少协助等困境成因,扩大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范围、发挥非强制性执行方式实效、完善非诉行政案件协助执行制度已成为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基层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杭州市为实证分析

非诉行政执行是具体行为强制执行的主要方式,以杭州市为实证,从该市非诉行政执行在行政强制执行和法院执行案件中所占的比重,分析其所面临的影响行政效率、客观妨碍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固有的程序缺陷影响非诉行政执行结果、法院执行难及拒受部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行政机关干预法院执行等问题,提出立法由法院委托行政机关代为执行或由行政机关协助法院执行、建立代整治机制等对策与建议,以积极稳妥地解决好此问题。     

我国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行为、定性及立法归属——兼论《行政强制法》或《行政程序法》与《行政诉讼法》对现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在调整范围上的划分

以我国行政法规范和行政诉讼法为依据 ,可归结出现行行政法上的八种强制执行行为。这些执行行为所构成的执行制度显有繁杂、零乱、遗漏、矛盾之缺陷 ,而且出现了主体、行为、程序之间的不协调性 ,存有行政强制执行由司法机关实施 ,司法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实施之“错位”现象。行政强制执行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应当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程序实施 ;司法强制执行是对司法裁判的执行 ,应当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根据这一理想规则 ,应对各种执行行为进行改造和重新定位 ,并把其纳入行政程序法或行政诉讼法所调整的不同范围 ,从而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确定适用范围上的调整方案     

浅论民事强制执行权的分权运作

民事强制执行权是指民事执行机关代表国家依照法定程序行使的,迫使债务人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以确保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内容得以实现的权力。民事强制执行权包括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这两种权力反映出民事强制执行权兼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审执合一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对民事强制执行权应进行分权运作。     

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程序实现

人格权侵害禁令是人格权侵害领域中预防性责任形式的快速实现机制,其独立于先予执行和普通的行为保全,是不必然伴随诉讼程序、具有非暂时性和非保全性的人格权独立保护制度。根据此种实体法功能,禁令的程序模式在价值上要权衡程序的便利高效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保障。基于非讼程序法理的发展和现行法,虽然禁令案件是真正的诉讼案件,但仍可将其作为非讼程序的审理对象,并以非讼程序作为禁令的基本程序模式。据此,禁令程序应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建立被申请人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规则,确立非讼程序和诉讼程序之间的合理转换条件和方式,且禁令程序中的裁定不具有既判力。其他的具体程序规则也应根据非讼程序予以解释构建。     

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的组织法回应

虽然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工作已然铺开,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并未为其提供充足的规范基础,既有的行政组织结构及其相应规则也没有为镇街有效承接执法权做好充分准备。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依然承受着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考问。以《行政处罚法》为框架的分析思路,并不能为消弭质疑提供有力支撑。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带来了镇街行政法身份、规模与组织形式、与区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属于执法权配置的结构性变迁,因而只能在组织法框架下探寻其解决之道。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赋予镇街执法主体资格,在此基础上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形式安排镇街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理顺镇街执法与县(市、区)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为镇街执法提供必要的财政保障。     

论信用卡滞纳金的性质及其治理

滞纳金作为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罚的一种类型，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故被喻为“合法抢劫”的信用卡滞纳金并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滞纳金。具有违约金性质的信用卡复利由于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所以本应该是违约金的信用卡滞纳金却利用行政法上滞纳金“督促履行”的功能而异化为剥夺普通民众财富的制度装置，对此，《合同法》与《贷款通则》却没有规定逾期贷款罚息的上限，《反垄断法〉也因其笼统的责任规范无法根治高额的信用卡滞纳金，因而，作为“过渡性杂种”的信用卡滞纳金有赖于信用卡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从而纯化为合同法意义上的违约金。     

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实施执法监督的思考

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生效后，我国形成了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全新戒毒体系，从法理精神和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上来说不愧为一大进步，更加有利于对执法权主体的监督，但由于这种监督多半是作用于实施决定权的主体，且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缺失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的方法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实际运作中，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主体的执法监督存在着从立法层面到实施层面的缺失，     

现行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结构的反思与调整——兼论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试图实现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和国家对仲裁更全面监督的双重目的。但由于这一具有司法监督职能的制度被置于执行阶段,不予执行事由实质上成为一种被申请人针对执行请求的抗辩主张,从而与司法审查监督无关。且由于抗辩一旦成立即具有废除仲裁裁决执行力和既判力的双重后果,导致抗辩主张与实际效果的背离。现行制度的这一结构导致了审判权与执行权(执行裁决权)行使的混同。这一结构性缺陷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认识上误认为仲裁裁决当然具有执行力。但在仲裁和执行法理上,执行力专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仲裁作为民间裁决要具有可执行性,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这一过程是审判权的运用,而非执行权的运用。有鉴于此,应当专门设置对仲裁裁决可执行性的审查程序,即由权利人向法院提出对仲裁裁决的确认申请,法院予以审查确认。法院的确认裁决与仲裁裁决共同成为执行根据。该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理程序,兼具诉讼性和非讼性。该程序使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与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仲裁裁决的执行保持了一致,也进一步实现了审执分离,使国家对仲裁执行的监督更为合理。     

非诉讼行政执行相关问题探究

在我国,具体行政行为执行采取何种模式存在争议。非诉讼行政执行在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强制实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在于,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诉权启动诉讼程序,另一方面是借助司法力量和程序保障个案正义,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小的成本,完成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的强制实现。     

法治视野下的公安行政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存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程序上,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习惯在法治呼声高涨的社会中很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关注和研究公安行政执法程序问题,解析公安行政执法程序执行上的困难,从加强行政执法程序性训练,完善法律规制以及发挥调解、听证等程序的法律价值等几方面着手,积极回应社会对公安行政执法的程序法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