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与材料问题

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结合的方法对出土文献中的法律史料进行系统的清理与探索，封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法律史的整体风貌；二是有助于改写中国古代法律史；三是可以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成败取决于方法是否先进，先进的方法产生的学术功效是巨大的，王国维在历史研究领域、瞿同祖在法律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便是明证。     

俞教授荣根先生主讲《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史研究》读后感

俞教授荣根先生主讲《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史研究》读后感（台）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教授林咏荣俞教授荣根先生这一篇大作，分为回顾、成就及展望三大部分，纲举目张，叙述甚有条理，内容甚为丰富，不佞细读之后，颇多心得，狭益不少，尤其是关于近２０年来，大陆方面对于中国...     

巴巴罗法与法医学

巴巴罗法与法医学贾静涛（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系；沈阳１１０００１）法医学是因法律的需要而发生发展起来的。古代法律与法医学的关系是研究法医学史的重要课题。关于我国古代法律与法医学的关系已在拙著《中国古代法医学史》一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关于外国古代法律...     

从话本《错斩崔宁》看中国古代司法

宋人话本《错斩崔宁》乃中国古代著名的“公案”小说 ,流传颇为广泛。本文把它放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与社会结构里予以考察。首先 ,介绍了这个“公案”故事的梗概 ;分析了这起“冤案”产生的四个原因。它的意义有二 :其一 ,试图拓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范围 ,以期丰富人们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材料 ;其二 ,试图运用法律—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解读中国法律史 ,以期丰富人们思考中国古代司法的方法。     

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汉书·刑法志》评析

秦汉时期，中国在法哲学和法律注释学发展的同时，对法律史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除了分散在一些思想家的论著中的零星成果之外，①还推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汉书·刑法志》。一《汉书·刑法志》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公元３２～９２年）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继...     

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境

中国古代存在着历史悠久的法律诠释传统 ,这一传统形成于汉代 ,与经学的发展时代相当。与西方的注释法学比 ,中国古代的法律诠释传统有其自身的特征 ,它取决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学术发展的特点。本文运用解释学的观点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境进行了研究。     

与《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一文作者商榷

与《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一文作者商榷徐忠明学界通说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碰撞，乃至吸收、融汇，始于晚清变法修律。最近，胡留元、冯卓慧两位教授发表《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以下简称胡冯文）一文①，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视域研究...     

关于中国近现代法律史史料使用中的几点体会

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却颇能发人深省。尽管法律史界的同仁们都愿意把法律史学科划归到法学门类,但其实大家内心里也都十分清楚,再怎么说法律史也摆脱不了和史学的干系。既然摆脱不了干系,那就得按照史学的规律,重视史料问题。从学术上讲,有着数千年传统和知识谱系的中国古代史无论在哪个方面都相对较为成熟,史料的鉴别和使用也早已形成了一定的规矩,因而搞中国古代法律史的除了那些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学术的之外,只要不自作主张和别出心裁,老老实实地遵循一些基本规律,相信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或笑话。然…     

古代法律与法医学

法医学是因法律的需要而发生发展起来的。古代法律与法医不的关系是研究法医学史的重要课题。关于我国古代法律与法医学的关系已经在拙著《中国古代法医学史》一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关于外国古代法律与法医学的关系是研究世界法医学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尚未见报告，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资料作一综合介绍。乌尔纳姆法典早在2113～2006BC，苏美尔人（sume－rian）在两河流域南部古城乌尔（今伊拉克境内）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乌尔（Ur）。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建者乌尔纳姆的重要历史功绩之一就是编定了一部法典：乌尔纳…     

十年一剑 探微求真——读俞荣根的《儒家法思想通论》

<正> 《儒家思想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是俞荣根集其孔子和儒家法思想研究的成功之作。这部大作(54万字)从酝酿到最后付梓整整花了他12年光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在当今学术界,难得有这样的执着的追求。书中既有对孔、孟、荀原始儒家法思想的探析和究论,又有对以儒家法思想为主干的整部中国古代法思想史的梳理与鸟瞰;既有关于中国法律史的史实与公案的悉心与辩析,又有对于法史学上重大专题的质疑与论争;既有法律史研究方法论上的检讨与开拓,又有法思想、法文化性质上的立论与创新。全书形成一种史论结     

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从韦伯到亨廷顿的启示

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从韦伯到亨廷顿的启示俞荣根一马克斯·韦伯的名字早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就传人中国了。事隔半个多世纪后，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又掀起了一阵子韦伯热。凡读过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的人，不得不为他那渊博的知...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中国法律史研究思路新探

中国法律史学科近年来面临着重大危机,但已有的种种对策并不足以改变现状。中国法律史研究可在方法和目的两方面作出适当转变,即中国法律史学者在不否认考证、广泛收集史料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以"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的姿态,发挥自身在法学学术及基于本土立场的比较优势,以适当引入现代中国法律问题为导向,在法学问题意识下选择优先研究的法律史专题,结合社会调查,探讨古今法律的联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制度理性和法律智慧,化制度得失为历史启示,使中国法律史学成为推动其他法学学科发展及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学科。这种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思路将更有助于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地位。     

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读后

张晋藩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从法制文明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无论是其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对象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范式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克服了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的革命法制史和法制近代化两种范式的缺陷,因而对于探索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推进这一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评介

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俞荣根教授的新著《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一书，已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近３０万字的著作，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和实践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开创了毛泽东研究的一方新开地...     

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华夏研究院法律文化和法制发展战略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4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律史学界的第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法学研究机构、高等政法院系和我国历史学界、民族学界、文物考古学界的知名法律史学者67人，日本和美国的著名中国法律史学者13人应邀出席了讨论会，会议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41篇，近60万字。     

关于中国古代婚姻立法的质疑

以前，研究中国古代婚姻史的著述，大多偏重于婚姻制度，而很少对婚姻立法的发展做全面的分析。胡曰武同志《唐律“婚书”考》一文(载《法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胡文”)，除了对唐的婚书制度做了阐述外，还就古代婚姻确立的法律形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经过"前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7)与"改革开放"(1978-至今)三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每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十七前"主要采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对推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文革十年"中这一方法的绝对化却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随着方法的多元而繁荣兴盛,与以往相比,研究成果剧增,多角度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拓展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领域,但对研究方法的过度重视也带来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2001年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01年8月,"中国法律史学会2001年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是探讨新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并对未来法律史研究进行展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法律史学者就法律史研究的方法、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讨论,会议受到论文几十篇,并对上一届学会的论文评选活动进行了颁奖表彰.     

中国唐律研究三十年

三十年来,中国出版、发表了唐律研究著作19部,论文476篇,大致可分为注释类、系统阐述类、专题研究类,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队伍扩大,研究影响凸显。唐律在唐朝、中国古代、东亚乃至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三十年来法学教育有了大发展以及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宽松等,是唐律研究成就显著的主要原因。前瞻唐律研究,要拓展唐律的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实证研究、实施研究、史学史研究,加强对海外唐律研究成果的吸收,打开唐律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