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上监督条款的类型化分析

我国宪法文本中形式意义上的监督条款有第3条等共十二条，实质意义上的监督条款有第41条等共两条。从其历史生成上看，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可以划分为三类：继受宪制传统的、汲取历史经验的和创新宪法权力架构的。从其规范性质上看，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可以划分为三类：作为权利规范的、作为义务规范的和作为权力规范的。从其价值目标上看，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可以划分为四类：承载人民民主、实现人权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法治秩序。由宪法上的监督条款所建构的种种监督制度，共同形成国家监督体系，其宪制功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捍卫宪法尊严、塑造权力制约机制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监督”堪称是一把开启我国宪法之门的钥匙。正确认识国家机关之间的监督关系，才能全面透视宪法创制的国家机关的内部构造。对宪法上的监督条款作类型化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其宪制价值，并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特色。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从财产权保障视角论我国的宪法财产权条款

宪法财产权条款是一国宪法确立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地位的规范依据。我国现行《宪法》第13条规定是我国宪法上的财产权条款,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但我国宪法财产权条款采不完善的＂保障＋剥夺＂二层结构,因而应予修正,改采完善的＂保障＋限制＋剥夺＂三层结构。一国宪法财产权条款所保障的财产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一切具财产价值的私法上的权利和公法上的权利都在其内,具财产价值的期待性权利乃至存在合法性瑕疵的财产也可以有条件地包括其内。宪法财产权条款为一国宪法上的财产权提供双重保障机制,即个别保障与制度保障、存续保障与价值保障,我国宪法财产权条款在此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规范基层行政执法的几点思考

规范基层行政执法首先应培育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在行政执法中树立宪法法律至上、公民权利至上和依法行政三种观念;其次,应抓住关键性的因素,即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基本素质;再次,应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包括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法律制度、改善和加强权力机关的监督、强化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规范及充分利用监督主体和监督形式等;最后,应通过完善立法,防止权力滥用,要完善程序立法,规范执法主体行为,提高立法质量,增加法律法规条文的严密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完善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     

宪法国民健康条款的规范阐释

国民健康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国家对国民健康领域的干预也日益深化，确立“依宪治理”的健康治理理念尤为重要。经过长期的宪法变迁，健康权利在宪法上逐渐获得确认和保障，健康保障模式和制度体系也趋于完善。现行宪法中的国民健康条款构成健康依宪治理的根本规范，包括国民健康的总领性条款、预防性条款、服务保障性条款以及健康推进的组织性条款。这一规范体系主要通过指明健康立法的方向与重点、确立健康政策的原则与目标、推动宪法与部门法的协同实施、明确健康保障的责任主体，发挥规范效力。伴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需要构建宪法国民健康规范的多维实施路径，发挥其对健康治理的规范与制度功能。     

我国《立法法》关于权限规定的缺陷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今年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立法法自１９９３年开始起草 ,迄今已有７年。因其涉及一国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立法权的规范 ,故被称为小宪法。法学界乃至社会都对立法法的出台寄予厚望 ,期望它能在保障公民权利、规范立法活动、解决不同程度存在的立法无序、立法失范和立法冲突现象等方面有所作为。立法权限的合理配置是立法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宪法和组织法确立了我国有权立法的主体 ,但未对立法权在这些主体间的分配作出规定 ,为日后立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埋下了隐患。因此 ,立法法要致力于解决…     

宪法基本权利的民法效力

在传统宪法理论中 ,宪法只以国家权力作为约束对象 ,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不能适用于私法领域 ,但现代德、美等国宪法理论将宪法效力逐渐向私法部门拓展 ,这是现代宪法发展的普遍趋势。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由于对宪法的功能认识不清 ,在民事领域中如何适用宪法规范的问题难免存在简单化的倾向 ,即对适用的条件缺乏细致的分析。事实上 ,宪法规范在民事领域的直接适用是有条件的 :在普通法对具体事项缺乏相应规定时 ,司法机关可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条款 ,这时能起到填补立法空白的作用 ;宪法规范与其他法规范相冲突时 ,可以直接适用宪法规范 ,这时能有效地解决法律冲突的问题 ,维护法制的统一。     

一般监督制度的中国流变及形态重塑

一般监督为苏联检察监督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为目的，以垂直领导制为保障，面向多元监督对象和程序性的监督方式。我国在引入一般监督制度之后，对其进行了符合中国法制要求的制度设计，在立法中以具体职权予以表述，并为1954年《宪法》所确认，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运行机制。在中国实践中，一般监督制度效果有限，存在诸多不符合中国法制发展的困境，在1979年被立法所取消，1982年《宪法》对此也进行了宪法确认。此后，中国基于制度价值和功能将一般监督职权配置到多个机关分别行使，对一般监督制度进行了中国重塑，形成了以人大监督为统摄、法律监督为核心、监察监督为重要内容、行政复议机关法制监督为重要补充的现代制度形态，并将其置于整个权力监督体系之下，使其持续发挥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功能。     

宪法正当性视野下的人格尊严保障

人格尊严的规范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格尊严既是"规范宪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判断宪法正当性的重要基石。规范宪法要求涉及人格尊严的宪法规范必须完备、充分,并积极吸收国际条约中的人格尊严条款;宪法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人格尊严保障的主体广泛性、标准复合性以及方式多样性等途径得以体现和证明。     

我国宪法权利立法研究

对我国宪法权利的立法进行梳理后发现,很多法律规范虽宣称立法目的是维护宪法权利而实际上是在限制,立法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秩序追求缺乏对宪法权利的必要尊重,宪法权利在法律规范中缺少可操作性的实施规范。宪法权利被立法所不当限制的重要原因是缺乏权利理念,需要把宪法权利确立为立法的最高价值,通过完善立法实施宪法权利。     

我国多省市“限制妇女堕胎”规定的合宪性探究——兼议生育权的宪法保护

我国地方十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限制妊娠14周以上的妇女堕胎,力求缓解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调。立法涉及的妇女堕胎行为,性质上属于生育权范畴,通过宪法人权条款的价值辐射,落入《宪法》第37条之人身自由条款进行保护。从宪法角度看,这些地方立法形式上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实质上不符合比例原则,并涉嫌违反宪法平等权及婚姻家庭制度受保障条款,理应废止。地方立法的荒诞源于这样一种立法逻辑:在宪法计划生育义务指引下,妇女生育的义务性高于权利性从而使生育沦为立法工具,忽视了人的生育是最基本的人格尊严。实质上,计划生育义务条款是将义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宪法的人权保障取向并不矛盾,宪法既要实现计划生育义务,也要保障公民生育权。     

美国知识产权法制简况

一、美国知识产权法律构架和立法程序美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基础来自于《宪法》第一条第八节第八款和第十八款。这是一个授权性的条款，即：“【国会有权1阳1，通过保障作者和发明人对其作品和发明的有期限的排他权，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和］［18］制定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以行使上述权力”。这一条款为专利和版权的宪法条款，而商标权的宪法基础则体现在有关贸易条款中。商标立法以各州法为主，直至1946年才制定了联邦商标法。因此，美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中，《专利法》。《著作权法》为联邦立法，《商标法》则主要以州立法…     

关于规范和制约公安权力的思考

公安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阶级性,强制性,公益性等特征,其运行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到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效。但在实践中,公安权力行使存在着商品化,缺乏合理性,监督性和服务性等种种问题。为此,公安权力应当加以规范和制约,并从提高队伍素质,培养权利意识,加强立法,完善监督制约制度,改革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     

刑事辩护的规范体系及其运行环境

2012年刑诉法修改在刑事辩护制度上取得显著进步。通过分析宪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中刑事辩护规范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对刑诉法中的刑事辩护规范进行类型化研究,可以看到我国刑事辩护的规范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宪法、刑诉法、律师法中的刑事辩护规范在总体上相互呼应,彼此促进,但其中也有不协调、不一致之处,有待通过法律解释乃至修法予以解决。在刑诉法中,有关刑事辩护的规范从原则到规则,从条件、行为到后果,从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到保障性规范,其规范体系渐趋成熟,但也存在部分规范在表述上具有不确定性,存在明显的遗漏,对律师权利保障不足或者存在较大争议等瑕疵。刑事辩护规范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相应的制度环境和司法环境,刑事法治的进步将会在权力(权利)主体不断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冲突、不断的沟通和协调中逐步达成。     

制约权力和规范行为——修订《民事诉讼法》的标准、指导思想和立法技术刍议

制约权力和规范行为是良法的标准,良法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制约权力立法指导思想的缺失和不注重在立法技术上规范行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落后的重要原因.修订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把制约法院权力作为立法指导思想,把注重规范法院的行为作为立法技术上的重点,使其符合良法的标准,对于保障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有效防止法院的怠法、枉法行为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可诉性和具体化

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包括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可诉性效力指环境权直接作为审判依据,具体化效力指借由立法间接影响审判。国外环境权诉讼中,结合宪法环境权规范和立法的具体条款作出裁判的案例同时体现可诉性效力和具体化效力;仅以宪法环境权规范为依据的案例,只运用可诉性效力,是为环境权的自我执行。环境权的自我执行违背了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的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仅在宪法司法化的国家处于环境立法体系尚未建立的阶段有必要性。宪法环境权规范没有规定法定效果,属于原则范畴,其适用方式是和其他原则进行衡量,经由具体化为立法中的规则发挥作用。审理案件时,法院应优先适用立法(具体化效力),在立法存在歧义或者冲突时,法院可以借助对宪法环境权的解释厘清立法的模糊之处(可诉性效力)。我国目前环境立法比较系统,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环境权诉讼的必要性;宪法尚未司法化更是彻底否定了环境权诉讼的可行性。不过,环境权入宪仍具有积极意义。     

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实现的障碍——兼论许霆案一审中法的背离

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的实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由于法律文本规范本身的技术性因素,以及司法者适用法律文本规范的诸多主观因素,使得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的实现障碍重重。许霆案早已尘埃落定仍然争议质疑声不断,其原因亦主要在此。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适用我国《刑法》第264条文本规范存在诸多法的背离如因对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两个主体概念的混淆导致对盗窃罪构成要件之秘密窃取的错误认定、司法者对264条文本规范的立法目的以及对法律共同体的共同价值的背离等等。     

宪法适用中的障碍及其消解

当前我国司宪实践严重滞后 ,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无法在宪法上得到很好落实。这是由宪法适用的必要性、宪法适用的可行性以及人民法院适用宪法的依据等三个方面存在的若干障碍造成的。然而通过对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考察 ,以及法理上的分析 ,这些障碍都可以得到消解。因此 ,宪法适用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须的。     

从汶川地震看宪法上的国家紧急权

2004年宪法修正案完善了我国国家紧急权的宪法规范,但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紧急权的规定和参照四川汶川大地震应急预案的启动,我国宪法上的国家紧急权仍存在实体条件规范、程序条件规范、限制规范和监督规范缺失的不足.需要在宪法中增加判断是否应进入紧急状态的最基本条件,完善国家紧急权表决、宣布等程序,并明确国家紧急权的使用必须遵循基本人权不得克减和比例的原则,将行使国家紧急权串先、事中和事后的行为都置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之下.     

我国行政授权立法监督机制的现状及其完善

行政授权立法监督机制是规范行政授权立法和保障其合法运作的重要制度。然而,我国立法实践中的监督机制却并不完备,存在监督主体非专门化、监督方式缺乏可操作性和监督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对此,应着力从行政授权立法的监督主体、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