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解决农民工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关系的分离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现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首先论述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其滞后的隐患和原因,分析了建立农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有利条件与障碍因素。并以可持续性、可转换性、可操作性为原则,对这一"特殊时期"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从兼顾"公平"与"效率"为出发点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理念的演变与创新

新中国建立6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理念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演变.改革以前,人们更多地将社会保障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以来,社会保障成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配套措施.这种各持一端的理念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陷入彷徨的重要理论根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理念的创新,牢固树立秩序、公平、发展与和谐的科学理念.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配套措施,它首先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制度支柱,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社会机制.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不是社会发展的障碍,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从边缘性社会制度走向改革舞台的中心,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性社会制度.     

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立法"路径分析

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及社会和谐发展的瓶颈，突破这一瓶颈势在必行。纵观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之国家，无不立法先行。在我国，制定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法是逐渐消除二元结构社会保障体制的理性选择。在制定我国城乡“一元化”的社会保障法过程中，应始终贯穿“统筹”思想，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法原则和价值理念，正确处理好社会保障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     

“社会宪法”及其制度性保障功能

社会宪法,即与社会保障制度或社会保障法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宪法规范的集合。我国的现行宪法在经过四次修改之后,可析出许多社会宪法规范,社会宪法规范既课予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又为国家在制度形成中的裁量权设定界限。应以社会宪法规范社会保障制度实践,明确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国家责任,解决"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公民物质帮助权的平等保护的冲突,取消社会保障资源分配中的歧视性制度安排。     

新加坡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新加坡完备的劳动立法是其劳资关系和谐稳定的根本之道;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两部分组成,以"中央公积金"为核心的社会保险制度构成其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本文指出我们必须立足国情,借鉴新加坡成功经验,完善劳动立法,尽快制定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等配套法律法规,使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尽快步入定型化、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思路

统筹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以平等的理念来统筹城乡保障制度,把统筹城乡保障制度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     

农民就业平等权问题探讨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农民就业权保护的宪法基础。但农民真正实行就业平等权还存在现有法律制度、社会等级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等现实障碍。应通过制定无差别就业政策、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完善诉讼制度、将在城市就业的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促进平等就业的机构来加强农民就业权的保护。     

论亲亲相隐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亲亲相隐制度是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同时也逐步成为一项法律理念。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时期,亲亲相隐是儒家礼法思想的重要组成,也是维系家庭壮大、繁衍的思想基础。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有相似的亲亲互隐的理念,并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深入,亲亲相隐吸收进入立法,成为法的价值之一。我国近现代的新思想革命及政治运动对家庭情感、责任,核心价值理念有很大冲击。当前,适度确立以仁爱、人性为本的相隐制度,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需。     

探寻社会治理主体的平衡——由《联邦党人文集》引发的思考

被誉为"智慧美玉"的联邦党人文集,以凝练的语言概括了美国宪政制度安排的指导原则和框架,在美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这部经典著作中阐述的"平衡了的政府形式"等核心价值理念,至今对于我国创建服务型政府、构建适应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仍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奥肯“漏桶实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在于实现财富的二次再分配,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重要的理论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趋势、特点和问题：奥肯在1974年提出了著名的“漏桶实验”理论,围绕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的讨论持续多年；罗尔斯等人提出了社会分配正义理论,使社会保障的价值诉求趋向社会公平正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奥肯“漏桶实验”理论可以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一些启示.     

完善我国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简

失业保险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预防失业、促进就业或再就业、抑制经济波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独特功能.我国《社会保险法》虽然专章规定了失业保险法律制度,但该法中过多的授权性条款,加大了执法的难度和不确定性.现行《失业保险条例》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在效力层次上不高,法律规定不尽完善.借鉴国外失业保险的立法经验,我国应结合国情制定《失业保险法》.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主力军.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应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户籍制度、搞好教育培训工作等方面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     

和谐社会中的养老保障公平问题探究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经济运行的"调节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公平是社会保障的灵魂。公平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公平的缺失会导致福利的损失。这就要求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障改革必须以公平为核心,建立长效机制。     

民意导向下的平安示范小区建设——以广州市天河区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例

结合广州市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和创建平安广州的需要,围绕"顺民意、创平安",着力夯实群众利益至上的思想根基,创新民意导向型警务机制,实施"两扎根、两优化",致力动态打防管控,全力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切实提升维护治安稳定的能力和执法公信力,着力创建"平安广州示范区"。     

灵活就业人员劳动保障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

在灵活就业中,劳动者被侵犯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灵活就业人员劳动保障机制上的缺位问题,在规范与完善劳务市场制度、用工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加大社会福利事业的总支出,逐渐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再分配比率,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既要重视在初次分配领域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规范分配秩序和在再分配领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又要充分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十一五"期间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应当有一个"中等水平"的发展,增加社会福利的项目,增加财政资金的投入.     

继承与超越：《贝弗里奇报告》对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借鉴与启示

《贝弗里奇报告》作为社会保障著作中的一部经典文献,其所确立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及具体的制度设计不仅奠定了英国及西欧、北欧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而且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保障立法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当借鉴《贝弗里奇报告》及英国福利国家发展的经验,以《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的形式具体贯彻并落实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确立社会保险法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的适度责任,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制度支持。     

过错被害人国家补偿问题刍议

我国已逐步展开被害人救助工作试点，虽然离完善的国家补偿制度距离尚远，但对制度设计的细节问题仍应提前研究。被害人补偿的正当性难以通过国家保护不力或社会风险分担予以说明，在规范语境下其正当性在于社会型国家的宪法目的设定。国家责任在补充性之外兼具福利性，因而补偿对象的关键特征为生活陷入困境，而不限于故意犯罪、暴力犯罪或身体伤害犯罪，补偿范围可分为保障性与补充性两部分，应以不同标准区别对待。过错被害人从事实与规范的角度可分为六种类型，对其补偿的扣减或拒绝，总体原则是保障性补偿须谨慎扣减，补充性补偿可灵活掌握，以务实的态度更好地实现国家补偿制度的目的。     

传播学视野里的公安舆论引导工作

舆论引导，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控制行为。公安机关的舆论引导更加直接涉及政府形象和公共安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对做好新时期公安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目标；互联网时代的舆情环境给公安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传播学原理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假说和“培养分析”理论为公安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